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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必中彩票平台】看看毛泽东的哪些,高处不胜

浏览次数:181 时间:2019-08-20

尹荆山,锦州人。四十七岁.使性子。喜怒不上脸,较深沉。他掉了一顿牙。大约不习惯假牙,说两句话必要纸纸那颗镶嵌不牢的假牙。我们的交谈便慢上加慢。偏偏他又将香烟捏一捏,把它玩着拿到鼻子底下嗅。我便扑地笑出声:“什么毛病,莫不是跟主席学的?他不慌不忙点燃香烟,眯缝了眼:“戒不掉,蘑菇蘑菇可以少吸几次。”烟雾在房间里弥漫。这房屋比柬埔寨难民营强不到哪里去。不过,窗外电铲轧轧,汽车嘶鸣。一个现代化宾馆正在破土兴建。他是副总经理,负责这项工程。他曾在《报告文学》编辑部工作过,说故事不搞平铺直叙,很注意倒叙的魅力。——那天,毛泽东走出书房,在台阶上住了脚。仰天凝视。深吸一口气。忽然放开喉咙,唱出两句京戏。记得是《空城计》。卫士们一怔,随即交换眼色,无不流露欢颜。这两声京剧似乎宣告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我们都生出“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感觉。江青从她的办公室探出头,接着又走出门,手里拿着一本厚书。李钠也从她的房间跑出来,都朝着毛泽东望。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不时哼几句京剧。他环绕那七株翠柏走过一圈,忽然把脸转向江青:“今天没有事噢。来,玩一下。玩一下。”江青有些激动。那时她只是毛泽东的夫人,不曾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她并不如相声中所言,需要戴假发。她有一头浓密的黑发,皮肤光洁白皙。她比毛泽东年轻二十岁。但是,他们吃不到一起,住不到一起,行不到一起,更谈不到一起。我们看得出,她本心是想多关心毛泽东身体,希望能讨毛泽东欢心,希望他能与她协调一致。但是他总是不一致。江青一向起居很讲究规律。毛泽东却另有一套独自的规律,每天要多工作三四个小时,他的一天总比大自然的一天长几个小时。他们睡不到一起。江青吃饭讲究甜淡营养,主食精细,蔬菜纤维切得很短,身体不适时便要弄成菜泥才人口。毛泽东一生粗茶淡饭,喜吃粗粮,蔬菜常常整根炒菜来吃。他喜欢咸辣,缺油水时便“补”一碗肥肉,完全是农民的饮食习惯。他们吃不到一起。江青一心想登中国的政治舞台表演,毛泽东从延安时期便严格禁止。他们不少争吵,有时吵得卫士们也知道了。毛泽东办公或视察工作最怕江青在身边,有时到了一地,听说江青也来了,便马上启程转移。他对卫士长讲过多次:“我不要见她,她一来了我什么事也干不成。她这个人到哪儿哪儿扫兴。”然而,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使江青愤恨、惶恐、伤心的是另外两句:“江青使我背了个政治包袱”和“江青这个人,谁跟她也搞不到一起”。后来江青用行动反驳了毛泽东的话。她与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搞到了一起,并且逐渐形成独自一股政治力量……那时还没有。那时她很注意关心毛泽东,揣摩毛泽东,迎合取悦于毛泽东。她将书本丢给卫士,响应着:“玩玩麻将牌好吗?”李钠已经孩子气地喊起来:“玩麻将,就玩麻将牌么。”毛泽东笑了。他很喜欢李呐。李钠小时候,毛泽东回到家里常抱起她轻拍后背:娃娃,我的好娃娃。像所有做父亲的人一样,毛泽东愿意满足女儿的要求。他高兴时总是说:“那好,那好。江青立刻招呼卫士报桌椅,声音脆朗欢笑。她这个人性格并不特别复杂,是一种轻躁狂的性格。容易冲动,受不了挫折,欲望外露,感情用事。人们对她只能适应,不能信任。她高兴时可以替卫士照相,心血来潮还为你织一件毛背心。但是,转眼间不高兴了,诸如“他妈的小兔崽子”、“你给我滚”。“到门外站着去”之类粗野的话便会脱口而出。现在她正高兴。桌椅摆在小院西北角的草坪上。那里有片树荫。毛泽东常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同志在那片树荫下乘凉谈话。如今树荫下响起搓麻将牌的哗啦声和轻松愉快的说笑声。听卫士小封讲,他跟随毛主席十来年,还是第一次见毛泽东同家里人一道搓麻将呢。我心里动了一个念头,趁洗牌工夫凑近毛泽东小声建议:“主席,晚饭在一起吃吧?江青和李钠都听到了。江青不露声色继续洗牌。我看得出,她眼皮一掀一掀,手下的牌洗得乱翻跟头也不知。她在注意毛泽东的反应,暗暗盼望着什么。李钠毫不掩饰地眼巴巴望住父亲。毛泽东的目光和女儿两眼一相遇,似有所动,马上笑道:“那好。那好。家常便饭。四菜一汤。毛泽东并不因为同家人一道吃饭而破坏习惯,仍然是手不释卷,边吃边看。不过,这次看的是小人书《火饶连营》,完全是休息脑筋的一种独特方式。可是,他的注意力终于被李钠吸引过去。李讷有声有色地吧叽着嘴,筷子伸向每一个菜盘,大口吃菜,大口吃饭,嘴里不停地发表评论:“哎呀,这个菜真好吃。”“哎呀,这个菜真香。她吃得狼吞虎咽。江青帮忙夹菜往她碗里放,好像几百年没吃过饱饭一样,她很快将饭菜吃得干干净净,盘子都用饭蘸得干干净净。她伸出舌头转圈清洁嘴唇,又咂响一声,意犹未尽:“真好吃……就是太素了一点。”毛泽东看着女儿,小人书不知什么时候丢在了桌角。他动了感情,嘴角和眉梢轻轻抽动几下,终于露出慈爱的笑:“你吃得很香,也促进我的食欲。我考虑考虑,还是多跟你吃一顿饭吧。以后星期六晚上都回家吃饭吧。“真的?李呐高兴得叫起来,两眼闪闪发亮。我却鼻子一阵酸,不由得想起那困难的日子……那是二年前,也是一个星期六。我利用倒茶的机会提醒毛泽东:“主席,李钠回家了。两三个星期没见,一起吃顿饭吧?”毛泽东停下批阅文件的笔,望住我。目光柔和,含着感激。他嘴角微微一翘,露出笑:“嗯,那好,那好。我去告诉江青:“今天主席说一起吃饭。”江青自然高兴,把我从门口叫回来,嗯嗯几声才说:“多下点米,多放点油。我点点头,不用她嘱咐我也会这样做。李钠确实太苦了,这顿饭她不知怎么盼呢。毛泽东要求家里人很严。李敏李钠自小便吃机关大食堂。考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只有星期六回家。学校在郊区,一旦有活动,天黑才能离校。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夜路总是不大安全。卫士氏李银桥便瞒了主席让我去接。她们住集体宿舍,或六人或八人住一屋,睡上下铺。我让汽车停校外僻静处,进校找她们。再坐车回。这事被主席知道了,严厉批评了我。我不服气,说:“不然我也不接,天太黑了,一个女孩子……”毛泽东做一个断然手势:“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我说:“别人的孩子敌特不感兴趣,你的孩子敌特就要感兴趣。”毛泽东笑了,满意我的敌情观念。那时国民党叫喊反攻大陆,确实派遣不少特务。可他说:“感兴趣能怎么样?过去他们不感兴趣鸣?中国革命照样胜利。“我知道毛泽东已有六个亲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其中包括他第一个妻子和他的长子。正因为如此,我更须负责。可是毛泽东把手一挥,“不许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们自己骑车子回来。”冬天天黑得早,不许接,孩子常二三十星朗才能回家一趟。最近李敏身体不好,在家里休息。我找机会去学校看望李钠。她脸色不太好。我问是不是生病了?孩子忸怩半天,小声说:“尹叔叔,我确实很饿。我国来向卫士长作汇报。李银桥想了想,便搞了一包饼干悄悄给李钠送去。江青知道了这件事,便向主席报告。毛泽东表扬江青,批评了卫士长:“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李银桥小声喃喃:“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泽东拍了桌子:“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李银桥退下来,直发江青的牢骚:“不叫送么说一声就得了,就会向主席打小报告!毛泽东没有专门吃饭的饭厅,每次都是卫士用食盒把饭提到卧室或办公室吃。今天搞了四菜一汤,还有辣子。霉豆腐等四个小碟。炊事员得意地说:“今天我多下了一倍的米!饭菜摆上桌。李钠正在毛泽东卧室里同父亲谈话。她委婉他说:“我的定量老不够吃。菜少,全是盐水煮的,油水还不够大师傅沾光呢,上课肚子老是咕噜噜叫。毛泽东轻声细语说:“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要带头,要做宣传,形势一定会好转。要相信共产党。”他开句玩笑:“大师傅掌勺连我也管不了。”我轻轻走进去,说:“主席,饭好了。”“嗯,今天一起吃饭。毛泽东拉丁李讷的手来到饭桌旁。李钠抓起筷子,鼻子伸到热气腾腾的米饭上。那是红糙米,掺了竿头。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热气:“啊,真香哪!”她望着父母粲然一笑,那么天真可爱。江青望望女儿.望望毛泽东,想说什么,可是又看到我,便忍住了。勉强笑一笑,夹一筷子菜放女儿碗里毛泽东眼睛有些湿润,望着女儿:“吃吧,快吃吧。话音刚落,李钠已经向嘴里扒饭。饭太烫,她咝咝地向外吹热气,吹几口咽下去,眼里烫出了泪。“吃慢点,着什么急?”毛泽东尽量平静地说。他依然在轻轻笑着,但是笑得越来越有些不自然,似乎嘴唇在哆嗦。李钠瞟了我一眼,腼腆地说:“在学校吃饭都很快,习惯了。“现在是在家里么。”毛泽东说话声音很低,已经变成苦笑。“吃菜,多吃菜。”江青不停往女儿碗里夹菜。她脸色有些苍白,嘴唇依然保持刚才笑的样子,却已是僵僵的。她望着李钠吃饭时,那目光神色是母亲特有的。李呐在父亲面前不多拘束,也无须保持“形象”,慢吃不了几口,又开始狼吞虎咽。我愣住了。她几乎嚼也不嚼就把一口口的饭菜吞下去。在她朝嘴里扒饭的时候。偶尔掀一下眼皮,目光沿着上眼皮匆匆扫过桌面,她在看饭菜还剩多少。我忽然一阵眼酸,喉咙立刻发哽。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啊!谁能相信她会饿成这样子?开始,毛泽东还在慢慢陪女儿吃,一面有一句没一句地他说些什么。渐渐地,他不说话了,默默地夹一筷子菜或饭往嘴里送。嚼得那么慢,那么慢……终于,他停了筷子停了咀嚼,怔怔地望着女儿出神。江青早已停了筷子,看看女儿.又看看毛泽东。她接连几次大喘气,便盯住毛泽东不动了。她有时心里有想法,并不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如果经历多次,毛泽东仍不有所表示,她才会按捺不住地爆发,甚至又哭又闹。“哎,你们怎么不吃了?”李钠好不容易把嘴离开饭碗,诧异地问。“哦,”毛泽东身体一抖,漫不着边际地笑了笑,说:“老了。吃不多。我很羡慕你们年轻人。”他说着,并不看女儿,也不看江青,抓起报纸,侧了身看。头轻轻晃动几下,仿佛念念有词。江青胸脯微微起伏,最后瞥一眼毛泽东,似怨似嗔,忽然端起碗,把剩的半碗饭拨到李讪碗里,动作像赌气。“哎——妈,你怎么吃这么少?”李讷叫起来。江青脸色很不好看,竭力控制着,煞有介事揉揉心口:“这几天胃不舒服,老泛酸水,不敢多吃。”“又是没睡好觉?”“嗯。”江青瞟一眼毛泽东,便起身离开了。她转身很快,低着头,但我看到她眼眶里已经溢满泪水。她从毛泽东身边走过时,拼命抿紧了嘴唇,把头微微侧仰,再不多看一眼。毛泽东始终埋头看报,似乎什么也不知道。可是,江青刚走进她的房间,毛泽东便抬头望住了女儿,慢条斯理讲:“我年轻时候在湖南农村搞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讨到一碗米饭他没有讲完,李钠的心思只在饭上。她吃得正香,说:“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啊。””“打扫完。”毛泽东回光在女儿脸上稍触即离,好像不敢多看。重新盯住报纸,只是左手在桌上点了点:“三光政策,不要浪费。其实。李他也不了解她的父亲平时吃什么,吃多少?如果她知道父亲有时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她一定不去这样“放肆”的。她把碗盘吃得干干净净,仍然没有离开的意思,两眼可怜巴巴朝桌子上转,连一片葱花也不放过,仔细地往起夹,往嘴里送。·我装作挠痒,把脸扭向一边,顺势擦擦眼窝。经历过困难时期的人都好理解这种”吃一顿”的心情和感觉,不少人为“吃一顿”而撑死,本不为怪。但他毕竟是毛泽东主席的女儿啊。想到这一点便不能不叫人落泪!。李钠仍坐在椅子上不动,绕山绕水说:“爸,我可能还要发育呢。饭量特大,这么大的窝头我能一下子吃三个。”她比划了碗口那么大。毛泽东没有看,始终盯着报纸。他习惯地含住下嘴唇吮一吮。“今天的饭真香哪,可惜……”李钠瞟一眼父亲,目光又在桌子上扫。毛泽东掀起眼皮望我,欲言又止,只轻轻嗯了一声便又看报。没有走开的意思,也不说再要点饭的话。李钠还不甘心,舔舔嘴唇,不好意思地一笑:“我们学校大远了,回来走那么长的路,我今天好像特别……能吃。她带着孩子气的狡黠望住我:“尹叔叔,还有汤吗?把这盘子唰唰。别浪费。”我猛地扭开脸,泪水夺眶而出,直朝厨房跑去。毛泽东和江青的工资统由卫士长李银桥掌管。每月伙食。房租、水电、家具折旧、补贴身边工作人员等一应开销都是造了计划经主席批准照办。厨房做饭也是照计划来,不能超支。何况困难时期粮食定量,毛泽东也不知厨房还有没有剩饭。他生活的简朴和随意凑合,外人是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还有剩饭没有?快,找一点。”我一进厨房就嚷。“还不够?我多做了一倍呢!炊事员惊讶了。“少啰嗦,快找找。“唉,李钠这孩子也真受苦了。”炊事员嘟嚷着,找出两个白面掺玉米面蒸的馒头。我不等他放到火上热,忙拿了一个赶回饭桌旁,递给李钠。李钠摇晃着身子,不好意思地看看父亲又看看我,掰一块馒头擦擦盘子便往嘴里塞。我拿来热水倒进菜盘,帮她一个盘子一个盘子涮。毛泽东喉咙里咕噜响两声,站起身,什么也没说便走开了。他好像也不知自己要干啥,先朝院子走,到门口又折回卧室,没有进卧室,又走向院子。在院子里缓缓踱几步,便住了脚,抬起头,凝视那七株古老的柏树。久久不动。父母不在身边,李钠随便多了。馒头泡着涮盘子水,几口便吃下去。“还要吗?”我悄悄问。“嗯。”李讪点点头,孩子气地笑。厨房那个冷馒头已被炊事员炕热了。李钠先揭一层焦黄的硬皮,嗅一嗅,接着便送进嘴,吧叽着吃得很香。看她吃完,我小声劝:“行了,一下吃大多会伤了胃。”“细粮伤不了。”李钠摇摇头。她在学校一星期至多不过吃一两顿细粮。她眼睛眨一眨,又点点头:“不吃了。今天太舒服了。”晚上,江青进了主席卧室。我忙退出门.在外面侍立。我估计是为李钠的事,可能会哭闹,严重时我就进去劝。可是,没有吵闹。半小时后江青出来了,眼睛红红的,明显哭过。我想了想,便进去替主席倒茶。“主席,李钠太苦了。我想……”毛泽东皱着眉头:“全国人民比较起来,她还算好一些。”“可是……”“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毛泽东深深叹了口气,不无忧伤他说:“还是各守本分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毛泽东抬起右手,由里向外轻轻一挥,我便悄悄退出屋。他感情丰富,但他更注意自己的代表性。他始终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毛泽东能鼓舞人心是因为他本人便时时力他所奋斗的理想所激动。作为党和国家的决策人,他容易冲动,他对自己能够用意志铸造历史的能力有着高度信心。他从来不肯低头。敢于藐视。喜欢挑战。这是他吸引人民,使人民心甘情愿随他一道奋斗的一个重要原因……记得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仍然未能入睡。他起来了,坐在办公桌前,一杯接一杯喝茶,一支接一支吸烟。卫士们小心翼翼,不敢弄出一点声响。我们明白,国家发生了困难,而且多享。毛泽东的案头,堆满文件和电报。大跃进结束不久,饥饿笼罩着全国。安徽、山东、河南等地发来俄死人的绝密电,这些内容只有政治局常委才能看到。中印边境、中苏边境。东南沿海都不平静。最新送来的一份材料是美苏戴维营会谈的情况介绍。那时,北京普通市民是不知道这些情况的。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挂红旗,歌声笑声锣鼓之声处处可闻,准备迎接十年大庆。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匆匆走进毛泽东卧室,好大的烟雾!“你搞点饭来。毛泽东看着文件吩咐。我刚欲转身,他又扬扬手中的铅笔:“不要搞麻烦。煮点粥行了。我不敢多言,忙拿茶缸到值班室用电炉子替主席煮一缸麦片粥送去。当时我还不知道,毛泽东喝麦片粥是为了迎接晚上一场激烈的挑战。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颐年堂同来访的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开始了会谈。我守在值班室,门玻璃上只隔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纱帘,会场情景看得一清二楚。颐年堂里转圈摆了几张沙发,茶几上放有茶杯和烟灰缸。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紧挨着斜对面坐,两党两国的其他领导人在旁边顺序排开。那时的说法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虽然还不及斯大林当年的权威,但是从银幕上我也看到,他仍是以“首”自居的。说好听点是老大哥,说难听点便有些“老子”架势。他并不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放在眼里,他指挥他们就像指挥自己的部下一样。但是对毛泽东例外。他对毛泽东的个性是有所了解的。以当年斯大林的权威,毛泽东就敢于不听。就敢于抛弃城市暴动,搞农村包围城市。就敢于拒绝划江而治,指挥百万大军过长江一统天下。就敢于拒绝苏联在中国建军港,就敢于跟斯大林提出领土问题。毛泽东的魄力、魅力和意志力,几乎是带着东方的神秘色彩展现于全世界。所以,早在1955年赫鲁晓夫就不无忧虑地向阿登纳谈起过对中国的恐惧和担心。颐年堂里,赫鲁晓夫一进门便表现出过度的兴奋和热情。时而故作傲然和尊严,时而说出许多敏捷而下连贯的俏皮话,时而无缘无故地发出一阵快乐的哈哈大笑。其实,这是掩饰紧张和深藏心底的不安。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他六月份宣布与中国签定的核协议无效,已将矛盾发展到国家关系上。这次他对美国进行的快速访问及戴维营会谈结果,他估计到中国会强烈反对。相比之下。毛泽东要自然得多。就那么随随便便往沙发上一靠。轻松随和。无拘无束。他像是漫不经心望着赫鲁晓夫,看戏一样。其实那是决心下定,胸有成竹的表现。他的全部烦恼、紧张和思考,都在一杯接一杯喝茶。一支接一支吸烟的时候进行完毕。他去迎接赫鲁晓夫的时候,把烟一拧,肩膀放松似地一垂:“金龟子来了,那就谈谈么。”后来我才知道,俄语赫鲁晓夫就是金龟子的意思。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开始气氛还柔和,能听到笑声。渐渐地,气氛越来越严肃,越变越紧张。相比之下,毛泽东表情变化不太大,始终显得阴柔深沉又坚定自信。赫鲁晓夫不然,前后判若两人。他曾吵吵嚷嚷,热烈开朗,动手动脚也与人亲热,不乏某种诱人的魅力。可是,遇到反对和挫折,他瞬即变了,用一触即跳来形容是很恰当的。这时他显得怒不可遏,简直说得上是粗暴蛮横,飞扬跋扈。毛泽东的大手在他和赫鲁晓夫之间画了一道,那手势的含意不言而喻。赫鲁晓夫像被割了一刀似地吼叫起来,两手激烈地挥动。可是,少奇、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开始了尖锐强硬的插话。苏联方面也不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讲。会谈变成了争吵。吵得一塌糊涂,每时每刻都不止一张嘴在讲。在喊、在吼,那气氛可说得上惊心动魄。赫鲁晓夫知道中国面临的困难,口气咄咄逼人,真有一种“老子党”的架势。到最后,已是充满威胁和压力。毛泽东将手在沙发扶手上一拍,只轻轻一拍,已经奋然立起。稍稍侧着身体,胸膛微挺,头仰起来,似乎在凝视远方,又像不屑一顾。他的脖颈犟直,腰杆笔挺,凛凛然一副神姿:谁也休想让我低头弯腰!紧张激烈的争吵声中。会谈不欢而散。***晚上有活动,赫鲁晓夫拒绝上***。不久,我便知道了苏联撕合同、撤专家、逼还债等一系列消息。中苏公开论战开始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还要继续认识。最终由历史去作全面、客观、公正的评论。但就领袖的气质风度而言,赫鲁晓夫还不能同毛泽东比。他的一些作风,诸如在联合国大会上脱下黄皮鞋敲打桌子,在重大场合仍然无法控制的胡言乱语和真真假假,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精神病医生对他大感兴趣,使苏联在国际上丢了不少脸,并且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国庆节之后,毛泽东立刻南下视察。记得专列开入山东时,沿途土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盐碱。进入安徽后,大田里看不列丰收的庄稼,却插着一堆一堆的红旗。毛泽东一路凝思默想,不断吸烟,手指熏得焦黄,整日整夜不睡。他思考的全部内容谁也无法窥见。但是,有句话我至今记忆深刻。他长长叹一口气,说:“天灾人祸啊!”这时,他眼睛湿润了。他说的人祸,有多少是指苏联赫鲁晓夫,又有多少是对他及党内一批领导人工作失误的反省?不得而知。车到合肥市正是晚上。整座城市黑沉沉一片,不见灯火。地方党政负责人汇报,合肥地区是水力发电,由于长江水流枯竭,只剩主航道有点水,已经无法发电。毛泽东凝望黑沉沉的城市,没完没了吸烟。良久,他用嘴深深吸口气,仿佛负担重透不过气一般。卫士们静悄悄侍立左右,都感到形势严峻。我们想到了流窜在全国的一股股饥饿的“盲流”,甚至想到天下大乱……不,我们不相信会乱。毛泽东望往我们.慢条斯理讲出历史上几次有名的大灾荒,讲到老百姓吃观音土。然后一字一板说:“现在我们也到了这个地步。有人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想逼我们屈服。没骨气的国家是不敢顶的,你们敢顶不敢顶?”“敢顶!我们知道毛泽东指的是苏联赫鲁晓夫。“他越压我们越要顶!”毛泽东的大手重重拍在车桌上,身体左侧。斜挺出右腹和胸膛。那气势仿佛要挑起泰山一般,全身微微激颤。于是,我们惶惑浮动的心立刻踏实下来。以后,不论国家遇到什么大灾大难,只要想起毛泽东拍案而起,挺立不动的身姿,我便生出一种信心:没关系,有毛泽东呢,终归会有办法闯过去。作为领袖人物,不遇挑战难以充分表现英雄本色。毛泽东一生大大小小不少失误。即使是他的失误,由于他那与生俱来又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锤炼而就的个性、气质、决心和意志力,在历史上仍然会产生出一种向上的巨大力量,使我们的国家民族巍然屹立,任何人不敢欺。回到北京,毛泽东对我们郑重宣布两条: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他说:“全国人民都在定量,我也应该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们愿意不愿意和我一起带这个头啊?”我们回答:“愿意!”喊罢,我一阵羞愧。我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当时想得多的只是可以沾光,吃饱肚子。我确实太渺小了。毛泽东庄严宣布:“那好。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三年困难时期,我为毛泽东服务,千真万确一点光不曾沾上。但我心顺,无牢骚。因为毛泽东就在我身边勒紧了裤腰带。青黄不接的困难时刻,一盘野菜聊以充饥便坚持了夜以继日的工作。只此一条,我便愿意跟随他同心同德,共度难关。作为一个人,毛泽东常会出现意外之举,使他更具吸引力。困难时期,他的案头床边堆满“事”,处理之余,他却迷上了小人书。那套《三国演义》连环画册也摊开在案头床边,看得津津有味,而且一连几天反复看,吃饭睡觉也不放。那天,我叫他吃饭,他靠在床上看小人书,不愿动弹。我说:“主席,您还迷小人书啊?”他翻着书说:“小人书不简单哪,言简意赅。就那么几句话,多少大事多少人物就交代出来了。道理一目了然。”他给我讲赤壁大战,讲夷陵之战。说孙刘联合,一把火烧了曹操,烧出一个三国鼎立。刘备犯了错误,被火烧连营死在白帝城。诸葛亮临危不乱,安居平五路,稳定了蜀国局势,他讲这些故事似有所指又无所指。影影绰绰,扑朔迷离。至今我没想透。他很欣赏“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符合辩证法。他认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汉朝的张良和三国的诸葛亮都比较出色。他想象力极丰富,我不可能追踪理解。那一年,他引退二线,放弃了共和国主席职务。像是要陶冶性情,休息时便练练书法。常有民主人士和过去的老熟人来看望他。黄炎培育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毛泽东工作一停便翻阅来看,爱不释手。我给主席倒茶时,总是见他望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他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练到兴头,吃饭也叫不应……大约是真迹太珍贵,听说价值连城。黄炎培很下放心,借出一星期便接连打电话询问。我接过两次电话,问主席看完没看完?什么时候还?有一次还把电话直接打到了主席那里。毛泽东慢条斯理问:“不是讲好借一个月吗?那边马上连连说:“对对对,对对对。”可是,不足一个月,那边的电话又打来我们值班室。放电话时我挖苦一句:“是不是大小家子气了?”我想了想,还是来到毛泽东书房。毛泽东正在看那本真迹,头依着真迹上的笔画晃动,好像下巴额是一支笔。我不敢贸然叫.先替主席倒茶水,设法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然后小声报告:“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嗯?”毛泽东不再晃头,掀起眼皮望住我。“他们……又催呢。”“怎么也学着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的,还差七天,我是给他数着呢。”毛泽东将手中的烟嘴摔在桌上。糟了。我心里暗暗叫苦。毛泽东又联想到苏联逼债一事了。前不久一名卫士剃光头,毛泽东还敏感地询问怎么回事?老人家非常愤恨赫鲁晓夫,后来赵朴初同志发表《某公三哭》.“赫秃儿”一词便流传中国。毛泽东是喜欢赵朴初的诗的。“主席,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我看!”毛泽东喝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较缓和,“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一星期后,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说:“送还吧,今天必须送到。我说:“黄老那边已经打过电话。他说主席如果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毛泽东说:“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好借好还,再借不难。”那段时间,来看毛泽东的更多的还是党内负责同志。其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负责军事外交的林彪。陈毅来得最多。毛泽东虽退居二线,决定政策的还是他。1960年底的一天,毛泽东工作到中午才睡觉。“小鬼,主席现在做什么?”总理每次来都是这样问。“主席中午才睡下,现在还没起来。”我犹豫着问:“有急事吗?要不要我去叫醒他?”周总理摇手:“你不要去惊动他,等一会儿我再来。三年困难中,毛泽东生活毫无规律可言,总是脑筋再也转不动时才上床躺躺。这样一来,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汇报工作便也没了规律,有时免不了白跑路。周总理走出一步,又转回身,小声问:“主席这几天休息得怎么样啊?”“不太好。他老睡不着睡不稳。有时一天睡不够二小时。”“你们要多劝劝他。毛主席肩上担子重,你们肩上的担子也就不轻。“劝不动。只要眼睛能睁开他就不肯上床。他又名堂多,他说看闲书都算休息。周总理沉默片刻,像是想什么,又问:“吃饭怎么样?”“也不好。很长时间了,天天是青菜芋头麦片粥。”周总理显出严肃,一字一板说:“小鬼,跟你们卫士长说说,要开会研究研究,想想办法。毛主席休息不好,吃不好,我们是没法向人民交代的。那时,无论哪位中央首长来汇报请示工作,都要向我们询问主席休息好不好?吃饭好不好?李银桥组织我们开会研究,常常束手无策。一个大国家的大人物,处于重大事件中,有这三十“大”.压力可想而知。我们都明白,只要国家还困难,人民还困难,毛泽东是不可能吃好睡好的。否则还算什么人民领袖?下午四点半钟,周总理又来了,我从值班室远远望见,忙去看主席醒来没有?上次陈老总来,一进门就问:“小鬼,主席现在工作还是休息噢?”陈老总嗓门大,主席即使休息也得被吵醒,我把陈老总的卫士留在值班室,直接引陈老总进了主席卧室。为此,老卫士张仙鹏。封耀松批评过我,说主席睡一次觉不容易,不管谁来,都该看看主席是否在睡觉?能不能见客?我在门口理理衣冠,这是向李银桥学的。他跟随毛主席十几年,每次见主席都要先理好衣冠。我轻轻推开屋门,闪身进去。没有鼾声。毛泽东只要睡熟,鼾声很响。莫非醒了?我不能大意,踩着柔软的地毯轻走几步,探头朝里屋卧室张望。我听到一声咳嗽。毛泽东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醒了,正靠在床头批阅文件。“主席,总理来了。”“噢,叫他进来吧。”我出去,周总理已进院门。我说毛主席已经醒了,把他引入主席房间。那几年,周总理到毛主席这里来汇报工作,第一句话总是问:“主席,睡得怎么样啊?“挺好,刚睡一觉。“吃的什么呀?”毛泽东没有回答,仍然靠在床上,指着沙发说:,“坐么,坐下说么。我给总理端来一杯茶水,悄悄退出。关门时听到主席讲的半句话:“你不是也没有吃猪肉么。大家都不吃……半小时后,总理出来了。在门口,他又一次嘱咐我:“首先要设法让毛主席休息好。睡足觉才会有好胃口,才能吃好饭。工夫不大,毛泽东走出屋,在院子里散步一圈,忽然朝我们值班室走过来。卫士长带着我们几位卫士忙迎出门。“你们来,你们都站到院里来。毛泽东叫出我们,打量打量说:“去,把理发员炊事员都叫来。”很快,我们在主席身边服务的七八个人都集合到一起,互相用眼色询问,不知是什么事?“你们站好,站成一列横队。注意了,立正——!”我们立刻挺直了身体,站成直直一列横队。毛泽东自己也立正了,非常严厉,像一名操场上的军事教官。大声说:“现在全民皆兵。我身边的人尽是兵,我也是兵。你们的活呢,由我来发号施令,操练一下,看你们到底像不像兵?理发员老钱直眨巴眼,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心血来潮要练兵?我虽然也感觉突然,但又隐隐明白一点原因。毕竟整天呆在主席身边,打扫卫生时偶尔从桌上文件看到的只言片语,倒茶水时听到主席和中央领导们谈的话头话尾,我已经知道中苏边境、中印边境都不安宁,台湾也在叫喊反攻大陆。林彪和陈毅来见主席时,谈论这方面问题更多些。“听口令,齐步——走!”毛泽东声音洪亮,我们立刻甩臂迈步。大家都曾受过严格军事训练,何况院子小,走不远,队列很整齐。“立定!向左——转!跑步——走!”丰泽园里响起整齐有力的脚步声。毛泽东不停下达口令,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齐步走、正步走……我们精力高度集中,竟没有一个人做错动作。“立定!”毛泽东把我们调动到他面前,仍然是一列横队。他脸上有了笑,点点头:“稍息。看来你们还像个兵。我们全民皆兵就是六亿兵,试看天下谁能敌?帝国主义敢侵略我们,就叫他们寸步难行!以后你们要坚持训练,保卫国家保卫人民。好了,今天就到这里。解散!这件事过去不久,毛泽东便发表了《为女民兵题照》那首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经过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老了许多。外人在照片上看不出什么,只有我们生活在毛泽东身边的卫士最清楚。他的头发在三年中白了许多,像染了一层霜。体质下降,脸上生出许多皱纹。他从来不曾在任何屈辱的环境中低头,他的意志是与他的追求精神相适应的。形势稍一好转,他那诗人的丰富想像力便又无限制地翱翔起来。他坚信共产主义,但他以“只争朝夕”的热情使历史按他理想的格局来塑造。他把不同意见看作是阻挡历史前进。他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力带来了胜利也带来了失败。这是一幕悲壮的历史剧。

然而卫士长和卫士们认出了我。卫士们朝我点头微笑,卫士长更是大步赶到我面前:“连成,你在这里?真没想到。”

毛泽东已经服过两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他躺在木床上,床的一半摆满一尺多厚的书。天气热,他只盖一条白布单。那是普通的白漂布,上面可以找出三四块补丁。荞麦皮做的枕头上,绑一块同样补着补丁的枕席。枕席上又垫了两张报纸。他就枕在报纸上。他已经不着文件,也不再看报。随手从床上抓起那本<楚辞》翻阅。他苦恼、不安、烦躁。这都是为了睡觉。毛泽东一生都在为“睡一觉”奋斗。我用掌心握住他的小腿,轻柔地向大腿推去,一次又一次。这种按摩是为了帮助他入睡。在睡眠上,毛泽东有时像个孩子。孩子要身边有人拍打着睡,毛泽东也要身边有人按摩着睡。这种按摩不能急剧,不能停顿,不能有突兀的动作。应当连续绵长。像春雨一样轻柔持久。我感到臂乏腰酸,我已经按摩了两个多小时。轻轻地、悄悄地、不断地改变姿势。时坐、时俯、时跪,借此调节筋骨肌肉。让身体各部轮替获得休息。天已近午,隐约能听到蝉鸣声。他终于合上了眼。《楚辞》仍然抓在手中,却已放倒在胸脯上。是思考还是人睡了?我望着那张兼有农民的朴实。政治家的刚毅和哲学家的沉郁的终于平淡下来的面孔,将按摩动作放得更慢更轻。五分钟后,我停止按摩。左腿缓缓地、缓缓地滑下床。脚底踩到了厚实柔软的地毯,右腿便接着朝下伸。朝下探。而后,再稳住劲让身体一点一点离床……可是,一只大而温柔的手突然握住了我的腕部。“别走,你不要走。”毛泽东眼皮只闪了一下,再没有睁开。他小声嘀咕:“陪我一会儿,再陪我一会儿吧……”我侧身重新坐到床上,想继续为他按摩。可是毛泽东没有放手,仍在喃喃,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不要了,你很累……就这样,就这样陪我坐会儿。我的眼圈湿了,心里酸酸的。他睡不着觉的痛苦显而易见。但远不是全部。我从他微皱的眉毛、颤抖的睫毛,间或抽动一下的嘴角和握牢我不放的手上,强烈感觉到他的孤独寂寞和忧伤。这不是我的主观想像。我们几名卫士曾怀着强烈的同情多次私下议论:毛泽东的生活大清苦。太单调、太枯燥。太不自由了他有妻子儿女,但是不在一起生活。与他形影不离的只有我们几名卫士。比较起来,我们更像他家里的人。可我们无法给他家庭中那种天伦之乐,只能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以便他更好地为党工作、工作、工作,为人民服务、服务、服务。我们还要保证他的安全,这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然而,我们有时也对这种安全保护产生不敢说的疑惑。他的足迹遍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可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处处受到“安全”’限制。就连专列上的女服务要见他,也须经我们卫士同意。他的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很有一没时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想翱翔,但是不能够。他只是个人,他面对的是组织决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求下列去饭馆吃顿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会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不可能。这一切似乎荒唐不可思议,偏又是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他曾多次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生活啊!但他终于不得不接受并习惯那种特殊的生活……“我讲的这些你能理解吗?”李连成忽然停下来问。我想了想,点头:“我理解,也相信。”“毛泽东有躺在床上读报。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这时,我们常坐在床上为他按摩按摩腿。按摩本身有时并不是必须,他需要的只是身边有人。不看东西了,我们也为他梳头,促进血液流通,醒脑安神。休息中便和我们聊天,有时还拉着手聊。只要身边有人他就感觉踏实,他就可以安静。”李连成手指梳理一下头发,回忆着,继续说:“有时我们人手少,倒不开班,只好二十四小时连续陪伴主席。封耀松和田云王跟主席很谈得来。小封有几次从主席那里出来,本该回值班室却没能走回,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便睡着了。我们为主席服务真是全力以赴,有时是相当劳累的。”我记录着,头也不抬说:“有些卫士告诉我主席是很喜爱李钠的。“那是的呵。我好几次看到主席外出回来,把李钠抱怀里,拍打后背说:娃娃,我的好娃娃。可是,李钠从小就吃大食堂,上学后就吃学校食堂的伙食。一年难得跟主席同桌吃几餐。主席对子女要求太严了。”“迄今为止,所有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跟我说,主席生活太艰苦太随意凑合了。众口一词。”“不是凑合,是习惯。可以说农民的生活习惯,也可以说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李连成讲到这里,停顿一阵儿不语。他在回忆?胸脯微微起伏,眼圈竟湿润了。良久,忽然长长叹息一声:“唉,我是没脸见主席了……我现在当公司副经理,常跟外商打交道。你可能难以相信,我经常一顿饭就要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有时还不止!唉,我也是没办法啊……”他两手抱头。手指用力抠入头发已变得稀疏的头皮里。声音变得有些凄凉:“老人家在天有灵……我是没有办法啊……”沉默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小声提议:“继续讲吧。你第一次见主席是什么时间?“1949年底,毛泽东去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老人家还给我抓了一把水果糖。那时候吃块糖就是不得了的享受啊!何况是毛主席给的糖……”他眼里闪出了湿漉漉的波光,接着又用颤抖的手划燃火柴,吸燃香烟。于是,我眼前弥漫起一团团的蓝雾,像看到一幕老式电影的回忆镜头。大地覆了白霜,干燥而坚硬。旭日红着脸爬出地平线,立刻照亮了那栋日本人修造的小白楼。小白楼已改为文化宾馆,是高岗等东北党政军负责干部休息娱乐的场所。我朝着小白楼一溜小跑。呼吸遇了严寒好像冒了烟似的。我着急,怕误了开会。我父亲是闯关东的受苦人。我自小当童工,十二岁逢上新中国成立,应招来到沈阳,在文化宾馆当服务员。那时的热情就像沸水一般蒸腾。会议上布置了任务,气氛大异于往常。我们几名小服务员被指定在二层值班,宣布纪律很严,连宾馆经理也不许登临二层。烧开水的锅炉工也换了,换成房产科的科长,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这么严厉的安全措施,准备接待谁?那天,我们不许乱窜,不许写信打电话,不许左顾右盼,不许交头接耳或大声喧哗……按照指令,规规矩矩立在电梯门两侧。不知过了多久,听到电梯运行声。电梯指示灯亮过又熄灭。门开了。鱼贯而出的首长中,我忽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毛主席!我差点喊出声,却又以为是做梦。然而,那熟悉的面孔已经转向我们,笑微微,并且马上伸出手朝我们服务员走来。首先挥住站在我前面的张仙鹏的手:“同志们好啊。”“主席您好。”张仙鹏激动地回答。“同志们好。毛泽东又握我的手。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头有些晕眩,摇颤着手,摇颤着身体说:“主席好,毛主席您好!”我想多跟主席说句话,可是喉咙哽塞、纪律也不允许。毛泽东分明也想多跟我们说几句话,可是他身边的人一簇拥,他便身不由己,被簇拥着走进一号房间。当时,张仙鹏无疑是我们服务员中感觉最幸福的一个。他直接负责毛泽东的食宿。叶子龙。汪东兴和陈伯达也住二层,由我负责食宿。几天的服务,我们足不下楼。毛泽东上楼,我们在电梯口迎接。毛泽东下楼,我们在电梯口相送。那时我们都小,长得机灵,手脚勤快,热情高,责任感和荣誉感强烈。毛泽东对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叶子龙负责机要,汪东兴负责安全,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姓名。第二年的三月初,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又在小白楼住了几天。这次,叶子龙和汪东兴找我们谈话:“你们想不想到北京,在主席身边工作尸我们说:“非常愿意。毛泽东走后,我们恢复正常工作。过了几个月,我们不再想去北京的事,以为首长不过是随日说说而已。可是,七月份中央忽然发来一份电报,点名调几位同志去中南海工作,其中便有我和张仙鹏。接着,中央组织部派人来接我们去北京。就这样,我们走人红墙,住进中南海东八所。一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叶子龙身边当公务员。那时,叶子龙就住在菊香书屋旁的三间平房里,与毛泽东住房只有一墙之隔,有后门相通。凡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须先经叶子龙试用,并且从侧面观察毛泽东的生活习性。二个月后,我才正式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那天,李银桥眼对眼盯紧我,不许我的目光滑脱,作一番严肃的谈话。他谈话的内容久而久之记不准了,但那双眼睛却留在我脑海里再也消磨不掉。我还记得自己发誓一样说:“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用生命保护毛主席,全心全意搞好服务。”“跟我来吧。李银桥在前面带路。踏上台阶时,他整理一下头发和衣领。我也下意识地把衣服抚抚平。他停我也停,他走我也走,像个尾巴似的,紧随他走进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坐在沙发里看报,像是在等我。听到声响便抬起头,目光在李银桥脸上一掠便落在我身上下动了。我立刻感到一种紧张,筋肉绷得发僵,呼吸也发生了困难。“主席,他来了。”李银桥的声音传人了我耳中。我看到毛泽东吮了吮下唇,放下报纸:“好,那好。”他点点头。后来我逐渐发现,毛泽东满意什么事情时总是说:好,那好。“你叫什么名字啊?”毛泽东招招手,“过来,小鬼,过来说。“李连成。我边说边朝毛泽东走近,只隔一步距离才停住脚。“李连成,是这么写吗?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食增在左手心里写字。“是的。我点头。“今年多大了?”他的湖南口音,连问两遍我才听明白。“十六了。”“你是哪里人?”“大连。”“那么你是见过海哩?“我在渔网厂里编过渔网。”“你高兴不高兴到我这里来工作?“高兴。”“可是你才十六岁,爸爸妈妈放心你来吗?”我低下头:“我爸爸妈妈都去世了。”一阵静默,我重新抬起头时,发现毛泽东眼里露出一种同情怜爱的神色。他忽然从茶几上抓起一把糖,递给我:“吃糖,吃块糖。”毛泽东的手真大,他抓一把糖,我用两只手去接,仍然掉地一块。我犹豫该不该捡?毛泽东已经俯身去拾。我便有些急,也忙弯了腰去捡:“主席,我来。”不料,地上的糖没拾起,捧着的糖又掉落了几块。我好狼狈啊。“娃娃。真是个娃娃。”毛泽东不让我把糖放回茶几,把拾起的糖塞我兜里:“揣起来,揣回去吃。他重新打量我一遍,问:“家里还有亲人吗?”“还有个妹妹在大连。“你上过学吗?”“上过四年。“你应该上学么。你是见过海的人,应该有志气。趁现在年轻,应该多学习学习。”当时,我没有理解毛泽东说这番话的心情和想法,以为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何况,一旦开始值班,我马上发现很不适应,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上仍不能胜任。感觉非常疲劳,根本无心去想上学的事。毛泽东生活无规律,或者说与常人的规律完全不同,这一条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首先是吃饭没规律,总要让人一再提醒。他什么时候说吃吧,才能去办。弄饭本该是厨房的事,他又经常嫌麻烦,让我们在电炉子上煮一茶缸麦片粥或下点挂面便算一餐。一天或吃一餐或吃三餐没个定数。这一来,我们吃饭也常失去规律。他的睡眠更是特殊。多数时间是上午睡觉,下午和晚上办公,稍遇大事便接连两三天不睡一觉,我们值班卫士只好陪着,几天下来便全身乏力,哈欠连天。他过人的精力令人吃惊,也叫人难以忍受。我想探索其中的奥秘。莫非是吃了什么高级补品?仔细观察,什么也没发现。毛泽东人口的东西都是要经过我们卫士之手的,就连吃感冒药也不例外。毛泽东从没吃过任何补药。他喜欢吃的就是红糙米:小米、黑豆。芋头。馋了就要碗红烧肉。平时的蔬菜除辣椒。酱豆腐外,也不过是市场上常见的菠菜。空心菜。圆白菜和克菜等,他似乎也不讲究,菜常常不切一刀便下锅,吃饭时总要拿本书或报纸边看边吃。他从不细嚼慢咽.可以说狼吞虎咽。若是自己吃饭,几分钟就能解决战斗,除非有客人才不得不放慢速度。毛泽东吃的这些东西普通人不难吃到。我也学过他的饮食,不行,没几天胃就难受。没得到他那种过人的旺盛精力,反而差点垮掉。我又发现毛泽东特别能喝茶,能吸烟。莫非这些才是他那旺盛精力的来源?试几天,也不行。茶喝多了肠胃老咕咕叫,饿得快,出虚汗。烟抽多了嘴干苦,头也疼。唉,看来这是天生。我暗自这样想。不然毛泽东怎么就能成为全国人民的领袖?我们为毛泽东不能按规律吃饭发愁,毛泽东却只为不能正常大便发愁。他总是大便干燥。几天大使一次,还必须灌肠,灌了肠才能便出。便出他就如释重负。我在独立值班前,既要学会用茶缸子煮麦片粥,下挂面,烤芋头,又要学会用洗脸盆和胶皮管子灌肠的一套本领。毛泽东比别人多一点讲究,就是每天要擦个澡,按摩按摩。这些工作也都由我们卫上来完成,所以我必须学会按摩。按摩时,毛泽东常同我们聊天,但多数时间他是看报批文件。他有躺在床上看书批文件的习惯。我们在旁边按摩,并不影响他工作。记得第一次为他按摩,我小心翼翼地问:“主席,这样行吗?”“嗯,好,很好。”毛泽东放下报纸,望住我。我便低了头。平时谈话,我就怕主席看着我。他若看着报纸跟我聊天,我还自然自在,他若看着我,我就会不自然不自在。可是,毛泽东的目光不肯离开我,问:“你为什么要学这些呢?你还年轻,上学会不好吗?”毛泽东多次跟我提上学的事了,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去,但我怎么好说“行,那我就上学去吧”?说不出口啊。我总是回答:“我愿意在主席身边工作。”于是毛泽东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紧我,好像要看透我的心思似的。良久,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年底,我终于下决心去学习了。这个决心能下,同我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不无关系。毛泽东外出,行李由我们准备。他无论在火车上还是住宾馆,都睡木板床,用自己的被褥。他的被褥是一色白漂布,他使用的毛巾被是;日的,就是如今摆在他故居中的那条补了补丁的毛巾被。麦乔皮白漂布的枕头,冬天铺枕中夏天铺枕席或报纸。两件柞蚕丝的睡衣,多少年来就是那么两件睡衣。有两套衬衣衬裤换着穿,洗衣服的事情也是由我们卫士做。他有一双大头棕色皮鞋,一双圆日黑布鞋。有两条毛巾,分工不明确,擦脸擦澡擦脚随便用。要带点烟和茶。带双乌木筷子或毛竹筷子。带的牙具中,没有牙膏只有牙粉。他从不使用香皂,只偶尔用用肥皂。行李中最有分量最重要最不能少的是那两个书箱。那是两个木头箱子,粗糙笨重。二尺高,三尺长,一尺多宽,刷了清漆。这是专门出差用的,里面装满书。《辞海》、〈词典〉、〈楚辞》等书是每次必带。其余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及哲学书籍根据毛泽东的吩咐选择。毛泽东在生活中是漫无拘束的,书房和卧室中,这里那里堆满书报。看似杂乱无章,他却能够随心所欲地找到自己要看的东西。如果你想按照一般外观上的标准搞点条理化,归置整齐,那就糟了。他会因为找不到要看的书而烦躁恼火,甚至发脾气。“我的书不许你们动,放在哪里就在哪里。”他这样提醒我们,特别是在打扫卫生的时候。要去外地了。上火车前,毛泽东将手那么一划:“把这些都带走。”那手势须在老卫士帮助下才能理解。不但包括了桌案上的几堆书报文件,而且包含了沙发扶手上和茶几上几本像是随意扔掉的书。书报装箱后,放吉普车上先走。提前两小时左右送到专列主车厢内,按照在家时的样子,将书报文件重新摆放在书桌上,丢在沙发扶手或茶几上。原来放在床上的书现在也仍放在床上。总之,一切照旧。毛泽东登车后,擦一把脸即可开始看书、办公。他需要的书轻而易举就能在“老地方”找到。糟糕的是我识字不多,看书更少,尤其看不明白那些线装书,摆弄两个书箱便格外吃力。虽有老卫士不断提醒,仍忙得头晕汗出。怕到火车上恢复不了原样,那些书报装箱时我厦下不了手。偏偏毛泽东又嘱咐我带两本书,那书名我闻所未闻,连问两遍仍不清楚,便不敢再问第三遍,悄悄向老卫士们求援。结果还得由老卫士们去问第三遍。毛泽东在火车上问我:“小李,你来的时间不算短,半年多吧?”我说:“十个月了。”“我说话你还听不懂吗?”“能听懂。”“说明你不是听不懂话,而是学习少,没看过书,《聊斋)没看过,《红楼梦〉没看过,《三国演义》也没看过。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着是不行的。你应该去学习学习啊!”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学文化,一同去的还有张仙鹏。上速成中学。临走,毛泽东为我和张仙鹏写了字:努力学习。并签了名。“听你讲的,开始你是非常想进中南海,非常激动能到毛主席身边去工作的。”我吸两口烟,斟酌词句,“后来就不那么非常了?”李连成眨眨眼,轻轻摇头:“不能这么笼统说,这样会生出误会。这个问题必须全面细致地谈。“就是说,不能简单回答是或不是?李连成点头:“是这样。我先后三进三出中南海,都是有原因的。首先,毛泽东的学习精神、革命精神、忘我工作和极其简朴的生活作风对我教育是很深的。至今我们卫士们碰到一起回忆当年。仍忍不住激动,常常热泪盈眶。他并不是没有钱,他有稿费,经常支援帮助同志们,对自己和子女们却要求非常严。一生粗茶淡饭,从没想过享受。他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全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困难时期他七个月不吃肉,二十多天没吃一粒粮。他的孩子饿得悄悄找我们要饭吃……你说,不是人民领袖能做到这一点吗?他也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但他首先是以行动教育我们。后来我走上社会,很不适应。社会复杂,人更复杂,见到各种不正之风,特别是那些挖空心思谋一己之私的干部,厦更加觉得毛泽东的伟大和不容易。”“你说的不容易是指什么?”“社会上一些人以为,毛泽东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实事求是讲,毛泽东确实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但他从没要过享受,他只要工作。没完没了地要学习要工作。”“我采访过许多人,我也有这种感觉。”“我们的领袖们都是这样。我学习结束后,1952年重回中南海,分配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少奇同志住中南海西楼,我跟随他三年多,印象中,他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他话不多,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他就能坐住!他和毛泽东一样,抽烟很凶。为了让他少吸烟,光美同志给他买些瓜籽和硬糖帮他磨嘴。可是不行,糖也吃了,烟也没少抽。你想想么,桌上的文件堆起来像小山,那全是问题,要一件一件处理,就那么一坐一天,能不吸烟吗?在生活上,少奇同志也是俭朴得很.甚至我给许多人讲了他们都不信!”李连成吸口气,显出愤慨,咬着牙诅咒一声,“有些家伙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之腹,妈的,人和人真是太不一样了了。”他喝口茶水,平息一下那股心火,继续讲,“少奇同志没有什么稿费,只有工资。光美同志的工资又低,他们有九个孩子,他们是严格按照自己的工资收入来计划自己生活支出的。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在一起吃饭,早晨连牛奶也轻易不喝。就是稀粥咸菜。中午两个菜,剩下了,光美同志就像所有普通家庭的主妇一样,认真收起剩菜,晚饭热一热再吃。孩子们都是吃机关或学校食堂,一个孩子的衣服小了就给下面的弟弟妹妹穿。一个捡一个的衣服穿,补了又补.直到不能穿为止。“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一些坏蛋和愚昧的青年们斗争王光美同志,我在心里流泪。他们懂个屁吁!光美同志出国穿件好衣服,那是工作的需要。我在她身边工作几年,我还不知道?她的艰苦朴素在中南海里也是突出的,整年一身蓝布褂子,除了工作需要,从来不曾打扮。她出门上街,去王府井商店,全是骑自行车。为了适应外交场合的需要,不得不打扮一下时也是想了又想,她难哪!就这样,江青还借机打击陷害她,那些受愚弄的红卫兵也跟着胡造反。我相信,绝大多数红卫兵今天再回想自己当年的行为,也会痛悔不及的。”“我完全同意你讲的。”我想了想,试探着问:“那么,你在接触中,感觉毛泽东与刘少奇有没有不同的地方?我主要是指性格和生活方面。“他们都是伟大的。”李连成先用肯定的语气说。而后略一沉吟,放慢声调,”当然,人和人不可能都一样。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和伟大的献身精神,有巨大的革命热情和历史责任感。不过,也有各自的特点。毛泽东热情。幽默。激烈,他的不宁静、容易冲动是显而易见的。他经常思考,久久地在那里沉思,并且为自己想像的东西而着迷。比较起来,少奇同志较宁静,注意规矩和条理,一举一动都更稳重,更富有修养。他在我们卫士面前像位慈祥的长者,很关心,但不乱开玩笑。更不曾发过脾气。毛泽东同志也非常关心我们,可以随便开玩笑,无拘无束。但他一旦发脾气,那也是很厉害的。少奇同志的家庭生活很和谐美满,他和光美同志感情非常深,他的生活起居都是光美同志照顾,我们卫士很轻松,没有多少事需要紧张劳累。毛泽东同志的家庭生活不够和谐。这主要是因为江青。他们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行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常有争吵,毛泽东的生活全由我们卫士照顾,不让江青多管。这样一来,卫士们便计四小时不离身边。少奇同志是白天工作。夜里休息。毛泽东上午睡觉,下午和夜里工作。这种特殊的规律也常常打破,有时几天几夜不睡,所以卫士们也紧张疲劳得多。”“这就是你后来不那么“非常”愿意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原因?”我冒昧地问。“不是不是。”李连成急忙摇头:“累是累,毛泽东更累。我们卫士毕竟可以换班,毛泽东可是不能换班的。”“那么。是因为毛泽东跟你发脾气了?”“也不是。”李连成犹豫一下,终于说,”这话怎么讲呢?我总觉得一家一户当个老百姓的生活更自由自在些,更适合我。”“你能解释一下吗?”“就从毛泽东发脾气来说吧。我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处到毛泽东那种情况,也都会发脾气的,而且一定更厉害得多。他生活单调不自由。江青不在一起,儿女不在身边,只有我们卫士昼夜相随。有人在电影和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在群众中的热烈场面,以为他是自由的,真是“毛泽东在群众中’。其实,那是有组织有安排的。他决不是要去哪儿就能去哪儿。警卫局管、公安部管、中央管。我们也劝止,说不适合他就不去了。为了安全,中央决定不许他坐飞机。他为此发过多少脾气呀!第一次游长江,也是多次发脾气,把警卫中队的中队长都赶走了,才如愿以偿。但多数时候,他发脾气也没办法。比如他想送客出中南海,警卫人员便要拦住。没有安排是不许他出去的。“毛泽东总想到群众中去,像普通人一样聊天。事实上不可能。在北戴河时,他一再坚持出去随便走走,安全保卫部门怕他气出毛病,同意了,条件是要戴墨镜和口罩。毛泽东散步,见了农民就想聊天。聊天怎么能戴墨镜口罩啊?毛泽东愤然摘下,扔到一边。农民立刻兴奋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下不得了,群众闻声拥来。于是我们卫士便不容分说把他搀着架着拉走了。他发脾气也不行。这是为了保证安全。“毛泽东坐在专列上,曾那么神往地注视着窗外那普通的农村,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农家生活。他吮着下唇,内心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望望环绕左右的卫士,忽然有了办法,指着远村说:停,停车!我要去那村子里吃碗红烧肉!他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可是不能够。卫士长在车上打个电话,立刻就能通知省市领导,下面马上就要全面准备。待毛泽东走去农村讨红烧肉吃时,一切早已作好了安排.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活……都作了安排……“安全保卫部门也有苦衷。1958年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校办工厂,出来后正值吃饭时间。毛泽东坚持要吃顿饭馆,便到了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匆匆作了安排,可是毛泽东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叫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这下子不得了了。城市不比农村,一声喊过,人群便像潮水一般涌来,立刻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上堵满了,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想看一眼毛泽东啊,越见不到就越想见么。从上午十一点多一直包围到下午五点多。警备区一个排硬把一辆小华沙推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门口。一群精壮的小伙子好不容易将毛泽东保上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硬塞进去了。剽悍的士兵前面开路后面推车,费尽力气推出人群。收场时,鞋、帽、钢笔、手表、收了八筐。据卫士长讲,在黄鹤楼也山过这么一次事。以后,每当毛泽东想随便外出到群众中去时,我们便举出正阳春和黄鹤楼的例子阻止他。这时,他便不得不让步。久而久之,他逐渐接受了深居简出的生活……我发出一声轻叹,表达了许多不易讲清的复杂的感情。随后,小声说:“我可以理解你了。”“我们比起毛泽东还是自由多了,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不必担心被包围。可是,毕竟不全是普通人的生活,只是有时能过上而已。我点点头。问:“你是三进中南海,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算第二次。后来怎么离开,怎么又到了毛泽东身边?”“1955年出了所谓潘汉年事件,1956年我被调到上海参加调查处理。1957年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路过上海,见到了我……”警卫工作已经全面部署完毕,我被安排在国际大厦游泳池。池水清澈透底,平静得像一面巨大的玻璃板。有人吊起温度计检查水温,从那里漾起一层层涟漪。于是,我心里也漾起阵阵涟漪。我有很久没见到毛泽东他老人家了。门口那边起来一阵骚动,接着进来一行人。我心房突然一阵劲跳,看到了毛泽东,看到了紧随他左右的卫士长和卫士们。毛泽东边走边同身边的人说几句什么,偶尔也朝我们守在岗位上的警卫人员瞟一眼,显然没有认出我,毫不在意地移开目光走过去。然而卫士长和卫士们认出了我。卫士们朝我点头微笑,卫士长更是大步赶到我面前:“连成,你在这里?真没想到。“卫土长,您好。”我同他握手。李银桥把手一拉,另一只手拍到我肩膀上:“嘿,太好了。走,跟我走吧。”“不行,我站岗呢……”“你就跟我走吧,没事,没回来工作,我跟你们领导说。”李银桥拉着我不放,“主席身边正缺人,我一直选不到合适的,没想到遇上了你……”我发现其他警卫人员都用惊讶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他们并不知道我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单是这一条在他们眼中就足够光荣甚至神秘的了。可是,这许多警惕戒备的警卫人员本身又使我立刻想到了另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苦处,便小声他说:“不,不行,我不想回去……我怕干不好,担当不起责任……,”“嗨,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我马上跟主席说去。”李银桥不由分说拖了我走。我试图挣扎,忽然看到了毛泽东,他已经准备下水,却停下来,朝我们望。我立刻变老实,乖乖跟卫士长过去见毛泽东。“主席,还记得他吗?小李。”毛泽东打量我,略一沉吟,微笑点头:“是李连成同志吧?你好吗y“挺好的。主席你好吗?“好,好。”毛泽东点头。他稍稍有些胖,但面色红润,还是显得很健壮。“主席,李连成在你这里工作过,情况都熟悉。现在缺人。我想叫他回来继续干。毛泽东望着我,简单问问我近来情况。他对“潘汉年事件”并不清楚详情。据我所知,毛泽东1955年到上海时,遇国民党飞机轰炸,公安部门认为潘汉年是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这种具体事毛泽东并不过问,最多不过听人讲讲。我简单汇报了自己的情况。毛泽东很随便地问:“怎么样。到我这里来工作还愿意吗?“愿意。”我只能这么回答,“可是,我怕干不好……”“那就来吧。”毛泽东已经把目光转向游泳池。于是,我便退到一边。游泳结束后,我在一片羡慕的目光中,带着复杂的情感被李银桥拉上汽车,来到毛泽东的专列上。李银桥同我谈了一宿。我怕干不好,怕不适应红墙里的生活。李银桥说这么多年了,会干好的。而且,跟主席谈过了,再不来不合适。就这么我又回到毛泽东身边。随专列由上海到杭州,接着又回北京,第三次走进中南海。“那么,第三次进中南海你是有些勉强的了严我将烟灰缸里有些满溢的烟头往里拨一拨,又续点一支烟。李连成点头默认,马上又解释几句:“卫士长和卫士们离开毛泽东时都曾难过得掉泊,甚至哭出声。我也不例外。离开以后时时想念,我们都梦见过毛泽东。毛泽东与我们互相间的感情毋庸置疑是极深厚的。在中南海里,只有毛泽东为身边的卫士和警卫人员办了文化学校,请来老师督促我们学文化,学科学知识。我第三次进中南海的心情,准确来讲不能含糊成个勉强,应该说是矛盾。因为矛盾所以动摇,拿不定主意。卫士长一劝,我就拿定主意回到中南海,回到毛主席身边。”“理解,理解。我连连点头,继续问:“可是,我曾听卫士长讲过,你第三次离开中南海是有些原因的,是主动要求调走的?”“他都跟你讲了?“没有。他只简单带过一句,好像是跟江青有些关系?”李连成沉默良久,他的表情使我想起许多同志对他的评价:敦厚、善良。他歉意地摇摇头,嘀咕着:“没啥……我没啥好讲的,真的没啥。我想尽办法撬他的嘴,终于徒劳。他只嘀咕两句:“唉,她后来搞了’四人帮’……那时她还没搞”四人帮’。本来我是全心全意,那时她脾气就不好。”不过,我还是从其他渠道采访到一些情况。1959年,一个美丽的秋日.一个广州市的朦胧的早晨,李连成似乎被那空旷潮湿的寂静弄得有些心神不定。他从走廊勿匆走过时,是掂起脚的。尽管每个屋门都很隔音,他还是怕走出声啊。她今天心情可能会好些?但愿昨夜睡了一个好觉……李连成走得匆匆,想得匆匆。江青近来心情不好,常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昨天为安眠药的事,朝医生徐涛发了脾气。按照规律、她发过脾气之后会有相对一段时间的安静。不过,也有脾气节节高。越发越大的时候……李连成在一道沉重的屋门前停住脚,平稳一下呼吸。他忽然生出一丝后悔。当初分配任务时,自己为什么不要点滑头呢?能躲开多少麻烦。每次出任务,是由卫士长分配。谁跟主席谁跟江青,谁留守家里。卫士们深知”夫人难挡”的道理,可是李连成话挂在嘴头上。他习惯把话忍在心里。也许卫士长误会他没有牢骚?跟随江青值副班的任务多数落在他身上。于是,他变成了“出气筒”。是出气筒。李连成这样想。江青那么高的身份,犯得着跟他一名小卫士闹别扭吗?她或在家里同毛泽东闹别扭,或在外面同其他首长或首长夫人闹矛盾,有了气没地方泄,便会泄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头上。毛泽东曾说江青“大煞风景”,“她一来就叫人扫兴”。所以常常躲避,一年难得几次见面。但毕竟是夫人,不能不闻不问。向毛泽东汇报江青情况成了李连成·项工作。每次汇报。李连成总想说一句话又始终不曾说出口:主席,我想我有好几次是代你受骂了。李连成闻声脱鞋。昨天进门,江青忽然喊:“出去!给我把鞋脱了,光着脚进。他连忙退后两步,退出屋门,脱掉鞋,赤脚进门。江青皱着眉头咕哝一声:“我就烦你们走路声大!”李连成一声不吭,只是扫一眼脚下的地毯。地毯有一寸厚,摔个杯子也不会有声。年初他曾陪江青去看望林彪,请林彪介绍养病经验,林彪说了三不:不见阳光、不听声音、不吹凉风。帘子要黑的,空气要温的,屋里地毯要铺满……此后,江青住在哪里都要求将地毯铺满,以保证室内安静。李连成赤脚进门,大气不敢出,怕有声。他见江青正在梳头。江青有一头浓密的黑发,配上她的白皙的皮肤,是很有一些风度的。听说在延安时,女孩子们都喜欢找地理发梳头。经她打扮过,可以增添几分美。那时,不但男同志们认为她是出色的一个。女同志中也不乏崇拜者。如今,她仍然显得那么年轻。她会保养,若不是常常心情不好,她本该更显年轻。她的烦躁火气时时可以感觉到,刚才电铃响得急促跳动,继而剧烈绵长。李连成开始急赶,可是进门后,江青又只顾梳头不做声。“江青同志,我来了。”李连成早已在镜子里与江青的目光相遇过。为了礼貌,他还是报到一声。“嗯,外面冷吗?”江青从镜子里望住他。“不冷。江青同志。”江青继续梳头,过了一阵儿才朝椅背靠去,将头偷懒地一晃,头发轻轻甩动一下,说:“我要出去散散步。在江青身边服务的主要是女护士。男护士只管饮食及安全保卫工作。负责警卫工作的还有省公安厅的同志。李连成出去作了安排.口来又等一段时间,江青才芽戴整齐,慢步走出。太阳已经高悬,大海烟波借森,巨浪悠悠。远处的帆船星星点点,凝住了一般。李连成深深呼吸,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油然而生。可是,耳边忽然响起尖声:“这么冷你说不冷?你安的什么心?”李连成不曾轻松一霎立刻又换上紧张。他看到江青锐利的目光直射过来,明白在动难逃。便小声说:“我再给您取件衣服去。今天太阳好,您活动活动对身体好。“你是要我身体好吗?你是想叫我感冒!”江青转身回屋去了。李连成并不觉委屈或难过。自己感觉不冷,江青感受冷,这也是可能的,各人体质不同。江青近期身体不好,已经在广州住了半年。他甚至有些怜悯江青。她更多的还是心情不好。她跟谁也合不来,走到哪儿矛盾到哪儿。大家躲她,越躲她她越觉孤独忧伤,于是脾气也越坏。可是她怎么好坏不分呢?我本是全心全意为她好……李连成心里叹息着摇摇头。工夫不大,护士又来叫他:“连成,快,江青要打扑克。”李连成闻声起身,随护士来到江青房间。他明白,江青的日子难打发。毛泽东总是不允许她插手国家大事,就连生活秘书这个职务还是周恩来一再提议,毛泽东才勉强同意的。江青为不让她“抓大事,’赌气,有时在毛泽东身边就示威一样整天打扑克。偶尔还发句牢骚:“没事干就打扑克呗。但是,江青打扑克就像搞政治斗争一样认真,常为一张牌而争吵,甚至哭闹到毛泽东那里去。罗瑞卿等同志都曾经为她打扑克闹起的矛盾而召集工作人员开会解决。所以,陪江青打扑克决不是消遣,而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任务。江青不能输,但也不能总赢,既要保证她最终是赢家,又要维持打牌的竞争性,这任务就不易完成。李注成和江青是对家,打升级,一路顺风扶摇直上。升到Q时,李连成算计着该输几盘了,否则便要失去竞争性。他给护士递个眼色,护士心领神会。于是李连成便两次“失误”,导致下台。输过两盘之后,李连成心里嘀咕.该不该翻身?输三盘怕江青生气,输两盘怕竞争气氛不浓,略一犹豫,还是再输一盘吧。“吊!李连成甩出最后一张主牌。不等轮到江青出牌,她已皱起眉头瞪住李连成:“你吊谁呢?你不知道大三在谁手吗y李连成心中咯噔一沉,明白要坏事。难堪地陪笑说“我,我误会了,见您吊一次主就反吊……”“我拉过两圈副牌,你是真不明白?吊一张让你管住拉副,你真不懂?你想当内好是吗?你说呀!李连成那一番苦心如何说得清?说出来更糟,这么多年打牌就全成了戏弄人。他只能继续解释:“我没看出来,您要继续拉副我也不会反吊……”“你是故意,你还装什么?”“一个打牌又不是赢房子赢地……”李连成冒出这么一句心里话。干不该万不该他不该说出心里话。江青勃然怒发:“出去!你给我滚,不要你!那牌便摔在桌子上。李连成明白,现在最好的办法便是一声不吭。他将牌放在桌子上,赤脚走出门。刚穿上鞋,江青又喊起来:“你不要走,你给我站在那里,罚你给我站在那里!屋门关了。李连成规规矩矩立在走廊里。他以为江青一时发火,很快会过去,会开门解放他。可是,半小时过去了,仍然大门紧闭,没有解放令。徐医生劝他不要认真,他不理,就那么垂着头,面壁而立,一动不动。一小时后,徐医生又来了,拉他走:“别那么认真,她睡觉去了,你也走么,她不是说政治上平等吗?你不站她能怎么着?李连成摇头,不说话,也不走。徐医生想了想,又说:“你怕惹事,这样好不好?你回去休息,我给你放哨.江青什么时候起来我再叫你。李连成嘴唇紧绷,固执地摇头,还是不动。“唉,你呀!”徐医生跺一下脚走了。他找了省公安厅厅长苏汉华。苏厅长怕江青正在盛怒中,不敢去劝,便赶到宾馆走廊。先动员李连成,让他主动找江青去承认错误。苏厅长劝半天,李连成就是站立不语。苏厅长关心地拍拍他后背:“听我一句话吧,认个错,不就什么事也没了?”“我没错。”李连成低低吐出一声。他睫毛抖得厉害,眼圈渐渐变湿,泪花开始闪耀。“我已经全心……全意了。”李连成猛地咬住下唇,泪水却唰地淌下。他哭了。于是,所有的人都不再言声,都低了头。走廊里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事后,李连成给卫士长李银桥挂了长途。李银桥立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微皱眉头,低声说:“叫小李回来,不要再为江青服务。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看她自己还怎么耍威风?”当天晚上,李连成便乘火车离开了广州。李连成不肯对我讲这段经历。后来得知我了解到详情,才说:“江青罚我站,可以。她叫我滚,我可不能走。徐涛叫我走。还叫我回北京,我不能走啊,这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为江青服务并不是江青交的任务,而是组织交给的任务。我要是走了,那是没有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所以我先给卫士长打电话,经过批准再走。我认为应该这样处理。”真是一位忠诚老实的好同志!我心里想着,继续问:“是为了这件事你才第三次离开中南海的吗?”“事情闹这么僵,我以后就不好开展工作了。而且,不久又接连出了点事。那是1960年的6月,在北戴河。晚上常有交谊舞会,江青、王光美、康克清、张茜、郝治平等同志都常去跳。我们卫士要陪她们跳。派我跟江青跳,心里别扭。派的次数多了,我不愿意,又不好说出口。那时每天下海游泳,头发泡黄了。卫士们逗我不敢剃光头,我想这是个机会,争一口气便剃了光头。恰好江青要外出,她外出时我应该坐在司机旁。精光一颗光头,这个卫士形象当然使江青难堪。她又发火了,卫士长也批评我不该弄这个形象。我没多说,只解释一句:我是想换换头发。以后再也不曾派我这个光头陪江青跳舞或者外出。”我笑了。这个李连成,他反抗得够有性格。我问:“听说主席也问过你剃光头的事?”·“突然剃个光头,主席当然也感觉奇怪了。他问过其他卫士,没问过我本人。有的同志说我:赫鲁晓夫是光头,你也剃光头。那时,主席同赫鲁晓夫争吵过。同志们敏感。其实主席本人并没这样联系过,至少没有这样说过。“主席直接向你发过脾气吗?“发过。”李连成痛快承认:说:“至今想来,还是那么亲切,我是非常受感动的。”“不是真发脾气吧?真发脾气还能亲切受感动?“真发,是真发脾气。”他已经闭上眼,那张放倒的报纸在胸脯上微微起伏。我不敢再变换坐姿,保持一个姿势坚持着,面手轻轻地重复一种单调的按摩动作。我熟悉这种情况,毛泽东已经处于半睡眠状态。任何大的动作都会使前功尽弃。他已经两天没睡,直到写完那篇文章。他已经服下第三份安眠药!我在等待。焦急,疲惫,又小心翼翼。我已经快坚持不住了。忽然,我体内起了一阵兴奋的痉挛,倦困立刻抖去。听到了,那期待已久的熟悉的声音,像吹来一缕春风,在林梢上掠过。悠悠地,漾出若隐若现的哨声。那声音极遥远又极近切。开始细微,渐渐宏大。在静谧的房间里回荡。声响终于显出节奏,好像从容的脚步来来回回走动。庄重,神圣,还略略带着一丝忧郁。我有些晕,木床和大地在身子下边旋转。全身被轻风抚摸着一般惬意,那呼吸之声是多么神秘。古老而又年青!表现着宇宙的节奏,跳动着生命的脉搏……蓦地,一道响声拖得很长很长。这应该叫作鼾。毛泽东熟睡时鼾声如雷。那鼾声渐轻渐远,仿佛走向前程未卜的未来。我从晕眩中醒来,泪花迷离,恍若隔世。一个人若没有见过毛泽东的工作,那么,他决无法体会这鼾声的意义和给人所带来的幸福和安慰。我极轻极轻地下床,蹑手蹑脚,朝着门口慢慢地、慢慢地移动。可是,眼前像打了一道闪。我一怔、马上发现窗子没关。阳光刺目地射了进来。糟糕!我皱紧眉头。这道光要不了一小时就能射到毛泽东身上。那么……我抿抿嘴唇。只好向窗子移动。站到窗前。我犹豫了。正是夏天,为了能够既遮光又通风,那窗于是木质百叶窗,放下来就替代了窗帘。木质的。木质的……我咬咬牙,屏住呼吸,一点一点去放那百叶窗。天哪,可千万别出声响。我的动作慢极了,竟没有注意这口气不够用,还差最后一尺的距离时,我才发觉憋得忍无可忍,如万箭穿心。我本能地张大嘴巴猛烈抽口气。于是,那最担心的事情突然发生了。卡啦,百叶窗滚滑下来。这声响若是在喧闹的街市上也许听都听不见。然而,响在静谧的房间里,却不啻一声雷鸣。那匀长的鼾声骤止,我也如凝结了一般僵硬住。心脏还不曾恢复跳动,身后己响起愤怒焦躁的声音:“嗯?怎么回事?”我迅速转身,面无血色。毛泽东已经欠身坐起,微微浮肿的眼睑似乎在跳动,网满红丝的眼睛瞪住我:“说啊,怎么回事?“我、我关窗……”“早干什么去了?出去!你不要在这里值班了,你给我站着去!我一声不响,走到院子里立正站好。工夫不大,最多不过五分钟,毛泽东开门盯着我,依然满脸怒色:“你去吧,你不要在这里了,你去把李银桥叫来!我低头向值班室走去,哭丧着脸向李银桥做了汇报。卫土长便匆匆向毛泽东卧室赶去。我惴惴不安地守候着,好久好久,屁股都坐麻了,李银桥终于阴着脸走进来。我急忙立起身,晃了晃,站稳了。用询问的目光可怜巴巴望住他。“你怎么搞的,事先为什么不作好准备?我真想——”卫士长咬牙切齿朝我举举拳头,没有说下去。“主席睡着了吗?”这是我最关心的事。如果毛泽东能重新入睡,我情愿叫卫士长痛痛快快打一顿。“还睡什么睡?主席有多痛苦,你这个小混蛋!去吧,主席叫你呢。”我痛苦而不安地回到毛泽东卧室,他正斜靠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看文稿,眉头皱起很高。听到声响,他侧转脸,望住我。“主席,我……错了。我低声说。“唉,“毛泽东轻轻叹息一声,嗓子有些发沙,“你有点小错。我的错比你大。我不该发那么大脾气。”“主席……”我掉泪了。“莫怪我了。我工作多,脑子里想事多,睡不容易,烦躁。情绪就不好控制。“主席……是我不得……”我哭出了声。“委屈你了,莫怪我了。我已经认了错。我也忙么,国家大事想的多,干扰我睡觉也干扰我思考。我也是人么,人总是有点脾气,我们要互相体谅。”我痛哭失声。我的哭本是被毛泽东所感动,是痛悔自己工作不慎,可是我嘴笨,这种的复杂心情怎么也不会用嘴表达清楚。结果,毛泽东误以为还觉委屈,在一星期时间里,三次向我道歉,作解释。“唉,至今想起这件事,我就……”李连成嗓音越说越沙哑,终于咬塞了,侧过脸去揉眼窝。我眼圈也有些酸热。良久,我小声问:“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走,主席不是更误会了吗?”“不会的。”李连成低着头说,“卫士长帮我说清了心情。毛主席也了解我的秉性,卫士长一说他就理解了。何况,我要求走的理由毛主席也是满意的。”“什么理由?”“要求上学么。毛泽东极看重学习。谁肯学习他就喜欢谁。我要求去人民大学预科学习,毛主席好高兴哩。老人家拍着我肩膀说:好,那好。肯学习说明你有志气,有出息。我上学后,毛主席还专门让小胖张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过年。1962年的春节,我是在主席家里过的。主席不喝酒,那天跟我干了一杯葡萄酒。脸好红呢,笑得那么开心……”李连成说着,目光转向窗外,凝望着,久久不动一动。他又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我没有问。我怎么忍心打断他美好的回忆?毕竟,人的记忆总是喜欢停留在那些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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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吃饭有些讲究了。想吃鸡、想吃鱼、想吃肉,而且每天一定要吃一点蔬菜才行,否则就按着心口窝说胃不舒服。困难时,天天吃黑豆她也没意见,现在有米有面偶尔也能吃到肉了,她却意见多起来。咸了淡了,油大油小,总是不对口味。她甚至对毛泽东也挑剔起来,绕山绕水地说毛泽东头发蓄得太长,不修边幅,吃东西太辣太咸,不懂饮食卫生,掉到桌上的米粒菜叶不该拾起来往嘴里送。毛泽东饮食不讲究,只要辣,吃什么都香。如果连续用脑过度,他也会向卫士组组长李银桥提点希望和请求:“能不能帮我搞碗红烧肉?肥点,我想补补脑子。”说完,还带点孩子气地笑笑。

李连成开始脱鞋。昨天进门,江青忽然喊:“出去!给我把鞋脱了,光着脚进。”他连忙退后两步,退出屋门,脱掉鞋,赤脚进门。江青皱着眉头咕哝一声:“我就烦你们走路声大!”李连成一声不吭,只是扫一眼脚下的地毯。地毯有一寸厚,摔个杯子也不会有声。年初他曾陪江青去看望林彪,请林彪介绍养病经验,林彪说了三不:不见阳光、不听声音、不吹凉风。帘子要黑的,空气要温的,屋里地毯要铺满……此后,江青住在哪里都要求将地毯铺满,以保证室内安静。

毛泽东的生活账中记载有他交党费的情况。他每月交20元党费,从来没有滞交、少交过。70年代,他的工资降低,党费也按规定下降,如1970年10月4日至12月8日的收支报表显示,这一季度他的工资总数是809。6元,交党费20元,单据2张;同时还用工资缴纳房租、水电等共206。32元。

李银桥只是流泪,不肯说。毛泽东追问再三,他才说出是江青的交代。毛泽东拍了桌子:“我就是农民的生活习惯,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吃饭不要她管,今后我吃我的,她吃她的。就这么办了!”

李银桥把手一拉,另一只手拍到我肩膀上:“嘿,太好了。走,跟我走吧。”

毛泽东的生活账中记载有他交党费的情况。他每月交20元党费,从来没有滞交、少交过。70年代,他的工资降低,党费也按规定下降,如1970年10月4日至12月8日的收支报表显示,这一季度他的工资总数是809。6元,交党费20元,单据2张;同时还用工资缴纳房租、水电等共206。32元。

大凡毛泽东讲出的话,轻易再不肯改口。此后,毛泽东和江青一直是各吃各的。偶尔在一个桌子上用餐,也各吃各的饭,各吃各的菜。江青的菜,毛泽东从不动一筷子,他就有这么股倔劲。毛泽东的菜,江青仍坚持要夹几片尝尝,她是想关心一下毛泽东的饮食,但轻易再不敢多嘴。何况,毛泽东说过,能吃辣的人革命性强,她总要夹片毛泽东的菜辣辣嘴。

“你说的不容易是指什么?”

必中彩票平台,60年代,毛泽东和江青的工资都涨了许多,1962年第二季度,毛泽东3个月的工资总和有1214.4元,平均每月400多块;江青二季度的工资共729元,月平均243元。毛泽东的家庭开支也在增加。1963年二季度仅伙食费一项就有3873元,住房月租260.46元。

饭后,毛泽东把李银桥叫进屋,声音变得温和:“我发脾气不对,可是……怎么回事?又是江青?”

“还有个妹妹在大连。”

毛泽东对别人慷慨,对自己却吝啬。他特别反对吃成本高的反季节菜。他对生活管理员武象廷说:我告诉你,只要做到干净卫生,不要买那些贵的东西给我吃。比方说,现在是冬天,你就不要买西红柿、黄瓜之类,买一根黄瓜的钱,到夏天就买得一筐;冬天买一条黄瓜只吃得一餐,夏天买一筐就吃得几十餐!

吃饭时,毛泽东见没有红烧肉,发了脾气,大声责问侍立一旁的李银桥:“怎么回事?交代了的事情为什么不办?是办不了还是不想办?啊!”李银桥看看坐在旁边的江青,江青不做声,毫无承担责任的意思。李银桥不好说出江青,一阵委屈,哭了。就那么一声不响地站着流泪,什么话也不解释。毛泽东似乎看出了什么,不再责问李银桥,抓起筷子草草吃了几口饭。

“你上过学吗?”

我们不妨看看毛主席都有哪些抠门。

有次毛泽东连续工作三昼夜,每昼夜只吃两餐素面或麦片粥,是用茶缸子煮的。他吩咐李银桥:“饿了,你想办法弄碗红烧肉来,还要肥的,我补补脑。”

可是,一只大而温柔的手突然握住了我的腕部。

毛泽东的生活账中还有馈赠一项。他身边人员遇到困难,总能得到他的帮助。一些故交旧友也常常从他这里获得支援。(本文摘自《毛泽东家居》一书)

江青身上的娇骄二气渐渐变得明显。她驯烈马时的那种泼辣强悍,行军作战时的热情朝气越来越难得看到。在杨家沟居住的后期,她房间装了电铃。于是,卫士值班室的电铃便经常震响。她越来越习惯支派人,使唤人。早晨起床,她总是拥被而坐,在床上擦脸漱口,由卫士用木盘端来早餐,吃过才起床。据说这是受外国人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记得有次电铃又响了,值班卫士张天义赶紧跑去她房间。工夫不大,张天义回来。我们问:“什么事?”他沉默片刻,叹了口气:“唉,江青越变越娇气了,过去行军,她常鼓舞咱们振奋精神。可现在……唉。”李银桥问:“到底什么事呀?张天义苦笑道:“她要暖水袋,其实暖水袋就在旁边,迈一步就能拿到,她就不肯自己动手。”

他已经服下第三份安眠药!

首先是表现在对自己抠门,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我只说说他那的件睡衣。那是一件白色泛黄的棉质睡衣。这件睡衣材质一般,样式普通,夹层,香蕉领,外侧有两个口袋,长 141厘米 。睡衣外观通体破旧,它的领子全换过,衣袖、前页、下摆等处补丁连补丁,竟达73个之多,以至几乎看不出本布。从50年代初一直到1971年,毛主席春秋两季都穿它,这一穿就是二十年。尽管越来越旧,毛主席仍然舍不得扔掉。

大家都沉默了。我猜大家一定和我想的一样:江青变了。过去行军。她能关心同志。走累了,她动员大家唱歌。唱累了,她出谜语叫大家猜。有个谜语我至今记忆犹新:“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房。”行军休息时,她叫李讷给战士们表演京剧;解手时,她给我讲解妇女卫生知识……那时真有一种亲密的战友情谊。现在形势好了,她怎么这样快就以主人自居,把同志们当佣人一样使唤起来?

警卫工作已经全面部署完毕,我被安排在国际大厦游泳池。池水清澈透底,平静得像一面巨大的玻璃板。有人吊起温度计检查水温,从那里漾起一层层涟漪。于是,我心里也漾起阵阵涟漪。我有很久没见到毛泽东他老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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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毛泽东的房间里便传出争吵声。当时,毛泽东工作一夜,准备休息。江青睡了一夜,准备起床。两个人就在床上吵起来。卫士组组长李银桥站在外面,光着急,不好进去劝。以往,毛泽东与江青发生争吵,工作人员视争吵内容决定劝不劝。有时能劝,有时不能劝。这次是为了江青的历史,并且牵涉到她年轻时的生活和恋爱方面的事,自然不好进去劝。似乎江青让毛泽东替她说句好话,毛泽东不答应。

不过,我还是从其他渠道采访到一些情况。

第四是表现在对官员抠门。1962年中央召开各省情况汇报会的时候。那时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各省省委书记在毛主席家里轮流向他汇报情况,会议开得很晚,毛主席的管家吴连登问主席要不要给大家做饭,主席说:一人一碗面条。吴说:您怎么这么抠门?人家来开会,您都不让他们吃饱饭?主席说:我就要让省委书记们尝尝,饿肚子是什么滋味!他们整天吃得好极了,哪里知道老百姓都吃不上饭是什么感觉?平时谁敢饿省委书记?今天来我这就要让他们挨饿!

接连两天,毛泽东和江青彼此不说话。这件事还是周恩来帮助解决了。江青解脱后,曾经很感激周恩来。她说周恩来温和文雅,善于体谅人,人前人后,她都是称周恩来为恩来,称邓颖超同志为邓大姐。进城后,她很少去看望其他人,但是常常要去西花庭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

“娃娃,真是个娃娃。”毛泽东不让我把糖放回茶几,把拾起的糖塞我兜里:“揣起来,揣回去吃。”他重新打量我一遍,问:“家里还有亲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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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知道了,皱起眉头说:“真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气!你不要弄了,贺老总不是送来腊肉和鱼了吗?给老板做得有滋味些。什么不比那碗红烧肉强?”

“16了。”

毛泽东正在做报告,身上穿着打补丁的裤子

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全国规模的进攻,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叱咤风云,所向披靡。形势明显好转,胜利在望,这时的江青也不知不觉起了一点变化。

“能听懂。”

武象廷临时外出,王振海替他买回来一些嫩玉米芯,炊事员做好,毛泽东见了,皱起眉,不肯动筷,说:炒这么一盘菜要多少棵玉米啊?长大了能打多少粮食!叫我吃这样的菜,不是破坏生产吗?端回去,谁买的叫谁去吃!

江青对此是看不惯的。实在说,她是懂一些营养学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毛泽东。她说:“老板岁数已经不小了。吃肥肉多了不好。现在形势好转又不是没条件,多吃点鸡鱼蛋,吃点瘦肉更好。”

我急忙立起身,晃了晃,站稳了,用询问的目光可怜巴巴望住他。

60年代,毛泽东和江青的工资都涨了许多,1962年第二季度,毛泽东3个月的工资总和有1214.4元,平均每月400多块;毛泽东的家庭开支也在增加。1963年二季度仅伙食费一项就有3873元,住房月租260.46元。

“今年多大了?”

第三是表现在对身边工作人员抠门。1959年9月的一天,在庐山,毛主席听说自己身边某些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偿或低价收受地方送的一些水果、茶叶、丝绸等土特产,大发雷霆: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必须回到人民群众中去!他一方面指示汪东兴开展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一方面对身边一些工作人员的职位进行了调整,并按照工作人员实际收受情况,毛主席不惜拿出自己的稿费,一共退赔了3万多元!

我记录着,头也不抬说:“有些卫士告诉我主席是很喜爱李讷的。”

其实,毛泽东吃得十分简单,也很少吃滋补品,伙食费为什么这么高呢?原来,他还得招待客饭。他身边工作人员卫士、服务员、护士、医生等也常常陪他吃饭。他曾开玩笑地对一位工作人员说:你在我这里是‘三不要’吃饭不要钱,住房不要钱,看书读报不要钱。

“事情闹这么僵,我以后就不好开展工作了,而且,不久又接连出了点事。那是1960年的6月,在北戴河,晚上常有交谊舞会,江青、王光美、康克清、张茜、郝治平等同志都常去跳。我们卫士要陪她们跳。派我跟江青跳,心里别扭。派的次数多了,我不愿意,又不好说出口。那时每天下海游泳,头发泡黄了。卫士们逗我不敢剃光头,我想这是个机会,争一口气便剃了光头。恰好江青要外出,她外出时我应该坐在司机旁。精光一颗光头,这个卫士形象当然使江青难堪。她又发火了,卫士长也批评我不该弄这个形象。我没多说,只解释一句:“我是想换换头发。以后再也不曾派我这个光头陪江青跳舞或者外出。”

从韶山毛泽东遗物馆里,从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里,从浩繁的党史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有关毛主席抠门的故事。毛主席贵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之尊,却显得格外抠门,抠门得无以名状,抠门得匪夷所思,抠门得难以置信,抠门得令人震撼。

屋门关了,李连成规规矩矩立在走廊里。他以为江青一时发火,很快会过去,会开门解放他。

毛泽东和他的那身打满补丁的睡衣

一小时后,徐医生又来了,拉他走:“别那么认真,她睡觉去了,你也走么,她不是说政治上平等吗?你不站她能怎么着?李连成摇头,不说话,也不走。徐医生想了想,又说:“你怕惹事,这样好不好?你回去休息,我给你放哨,江青什么时候起来我再叫你。”

新中国成立后十余年,亲戚朋友常来做客,他们回去时,毛泽东总要打发一些钱物,他们的来往路费、置装费、住宿费、伙食费和礼物,全由毛泽东私人负担。堂弟毛泽连和表弟李云凤来,他吩咐给他们每人做一套新衣服,又要工作人员去管理科领些糖果送他们。工作人员领了十斤,毛泽东责备:拿这么多干什么?叫他们路上吃。毛泽东生气地说:两个人在路上哪里吃得这么多?有两斤足够!多余送回去。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国家现在还穷,不要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大手大脚不注意节约,别的同志的家属来了怎么办呢?

我低下头:“我爸爸妈妈都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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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出了所谓潘汉年事件,1956年我被调到上海参加调查处理。1957年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路过上海,见到了我。”

其次是表现在对亲人抠门,这样的事例也不胜枚举,我只举一个事例。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一次,有个卫士到北大看李讷,李讷告诉他,在学校里吃不饱,又没有油水,老觉着饿得慌。卫士回到中南海,把情况反映给李银桥。李银桥自作主张,让卫士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饼干。不料此事被毛主席得知了,他严厉批评李银桥道: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别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是出气筒。李连成这样想。江青那么高的身份,犯得着跟他一名小卫士闹别扭吗?她或在家里同毛泽东闹别扭,或在外面同其他首长或首长夫人闹矛盾,有了气没地方泄,便会泄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头上。毛泽东曾说江青“大煞风景”,“她一来就叫人扫兴”。所以常常躲避,一年难得几次见面。但毕竟是夫人,不能不闻不问。向毛泽东汇报江青情况成了李连成一项工作。每次汇报,李连成总想说一句话又始终不曾说出口:主席,我想我有好几次是代你受骂了。

会议上布置了任务,气氛大异于往常。我们几名小服务员被指定在二层值班,宣布纪律很严,连宾馆经理也不许登临二层。烧开水的锅炉工也换了,换成房产科的科长,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这么严厉的安全措施,准备接待谁 ?

“我采访过许多人,我也有这种感觉。”

沉默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小声提议:“继续讲吧。你第一次见主席是什么时间?”

“1949年底,毛泽东去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老人家还给我抓了一把水果糖。那时候吃块糖就是不得了的享受啊!何况是毛主席给的糖……”他眼里闪出了湿漉漉的泪光,接着又用颤抖的手划燃火柴,吸燃香烟。于是,我眼前弥漫起一团团的蓝雾,像看到一幕老式电影的回忆镜头。

“主席,还记得他吗?小李。”

“主席,李连成在你这里工作过,情况都熟悉。现在缺人。我想叫他回来继续干。”

他的湖南口音,连问两遍我才听明白。

那是两个木头箱子,粗糙笨重。二尺高,三尺长,一尺多宽,刷了清漆,这是专门出差用的,里面装满书。《 辞海 》、《 词典 》、《 楚辞 》等书是每次必带。其余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及哲学书籍根据毛泽东的吩咐选择。毛泽东在生活中是漫无拘束的,书房和卧室中,这里那里堆满书报。看似杂乱无章,他却能够随心所欲地找到自己要看的东西。如果你想按照一般外观上的标准搞点条理化,归置整齐,那就糟了。他会因为找不到要看的书而烦躁恼火,甚至发脾气。

“唉,你呀!”徐医生跺一下脚走了。他找了省公安厅厅长苏汉华。苏厅长怕江青正在盛怒中,不敢去劝,便赶到宾馆走廊。先动员李连成,让他主动找江青去承认错误。

“就是说,不能简单回答是或不是?”

“安全保卫部门也有苦衷。1958年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校办工厂,出来后正值吃饭时间。毛泽东坚持要去饭馆,便到了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匆匆作了安排,可是毛泽东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叫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这下子不得了了。城市不比农村,一声喊过,人群便像潮水一般涌来,立刻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上堵满了,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想看一眼毛泽东啊,越见不到就越想见么。从上午11点多一直包围到下午5点多。警备区一个排硬把一辆小华沙推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门口。一群精壮的小伙子好不容易将毛泽东保上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硬塞进去了。剽悍的士兵前面开路后面推车,费尽力气推出人群。收场时,鞋、帽、钢笔、手表收了8筐。据卫士长讲,在黄鹤楼也出过这么一次事。以后,每当毛泽东想随便外出到群众中去时,我们便举出正阳春和黄鹤楼的例子阻止他。这时,他便不得不让步。久而久之,他逐渐接受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

大地覆了白霜,干燥而坚硬。旭日红着脸爬出地平线,立刻照亮了那栋日本人修造的小白楼。小白楼已改为文化宾馆,是高岗等东北党政军负责干部休息娱乐的场所。我朝着小白楼一溜小跑,呼吸遇了严寒好像冒了烟似的。我着急,怕误了开会。我父亲是闯关东的受苦人。我自小当童工,12岁逢上新中国成立,应招来到沈阳,在文化宾馆当服务员。那时的热情就像沸水一般蒸腾。

“那么你是见过海哩 ?”

“嗯,外面冷吗?”江青从镜子里望着他。

他已经两天没睡,直到写完那篇文章。

我用掌心握住他的小腿,轻柔地向大腿推去,一次又一次。这种按摩是为了帮助他入睡。在睡眠上,毛泽东有时像个孩子。孩子要身边有人拍打着睡,毛泽东也要身边有人按摩着睡。这种按摩不能急剧,不能停顿,不能有突兀的动作,应当连续绵长,像春雨一样轻柔持久。我感到臂乏腰酸,我已经按摩了两个多小时。轻轻地、悄悄地、不断地改变姿势。时坐、时俯、时跪,借此调节筋骨肌肉,让身体各部轮替获得休息。

这不是我的主观想像。我们几名卫士曾怀着强烈的同情多次私下议论:毛泽东的生活太清苦、太单调、太枯燥、太不自由了。

我侧身重新坐到床上,想继续为他按摩。可是毛泽东没有放手,仍在喃喃,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不要了,你很累……就这样,就这样陪我坐会儿。 ”

我简单汇报了自己的情况。毛泽东很随便地问:“怎么样。到我这里来工作还愿意吗?”

我们为毛泽东不能按时吃饭发愁,毛泽东却只为不能正常大便发愁。他总是大便干燥。几天大便一次,还必须灌肠,灌了肠才能便出,便出他就如释重负。我在独立值班前,既要学会用茶缸子煮麦片粥,下挂面,烤芋头,又要学会用洗脸盆和胶皮管子灌肠的一套本领。

一阵静默,我重新抬起头时,发现毛泽东眼里露出一种同情怜爱的神色。他忽然从茶几上抓起一把糖,递给我:“吃糖,吃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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