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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浏览次数:83 时间:2019-08-19

一九七七年一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我们的年轻朋友得知消息,都为我们高兴。“众神齐着力”,帮我们搬入新居,那天正是二月四日立春节。钟书擅“格物致知”,但是他对新居“格”来“格”去也不能“致知”,技穷了。我们猜了几个人,又觉得不可能。“住办公室”已住了两年半,是谁让我们搬到这所高级宿舍来的呀?何其芳也是从领导变成朋友的。他带着夫人牟鸣同来看我们的新居。他最欣赏洗墩布的小间,也愿有这么一套房子。显然,房子不是他给分的。八月间,何其芳同志去世。他的追悼会上,胡乔木、周扬、夏衍等领导同志都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阿瑗并不因地震而休假,她帮我们搬完家就回学校了。她婆家在东城西石槽,离我们稍远。我们两人住四间房,觉得很心虚,也有点寂寞。两人收拾四个房间也费事。我们就把“阿姨”周奶奶接来同住。钟书安闲地校订他的《管锥编》,我也把《堂·吉诃德》的稿子重看一过,交给出版社。十月间,胡乔木同志忽然来访,“请教”一个问题。他曾是英译毛选委员会的上层领导,和钟书虽是清华同学,同学没多久,也不相识,胡也许只听到钱钟书狂傲之名。钟书翻译毛选时,有一次指出原文有个错误。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徐永火英同志请示上级,胡乔木同志调了全国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查看。钟书没有错。孙猴儿是变作小虫,给铁扇公主吞入肚里的;铁扇公主也不能说是“庞然大物”。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钟书虽然没有错,他也够“狂傲”的。乔木同志有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他“服装守旧”,因钟书还穿长袍。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钟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我们的新居共四间房,一间是我们夫妇的卧室,一间给阿瑗,一大间是我们的起居室或工作室,或称书房,也充客厅,还有一间吃饭。周奶奶睡在吃饭间里。周奶奶就是顺姐,我家住学部时,她以亲戚身分来我家帮忙,大家称她周奶奶。她说,不爱睡吃饭间。她看中走廊,晚上把床铺在走廊里。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周奶奶坦直说:“个人要自由呢。”她嫌我们晚间到她屋去倒开水喝。我们把热水瓶挪入卧室,房子就够住了。乔木同志常来找钟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钟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他时常带了夫人谷羽同志同来。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虽然同学时期没有见识,经过一个“文化大革命”,他大概是想起了清华的老同学而要和他相识。他找到钟书,好像老同学重又相逢。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做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有一位乔木同志的朋友说:“天下世界,最苦恼的人是胡乔木。因为他想问题总是从第一度想起,直想到一百八十度,往往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自相矛盾,苦恼不堪。”乔木同志想问题确会这样认真负责。但是我觉得他到我家来,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会儿。他是给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他曾叫他女儿跟来照相。我这里留着一张他痴笑的照片,不记得钟书说了什么话,他笑得那么乐。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可以随便来我们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钟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钟书感到惭愧。我译完《堂·吉诃德》。外文所领导体谅我写文章下笔即错,所以让“年轻人”代我写序。可是出版社硬是要我本人写序。稿子压了一年也不发排。我并不懂生意经。稿子既然不付印,我就想讨回稿子,以便随时修改。据说这一来出版社要赔钱的。《堂·吉诃德》就没有序文而出版了。后来乔木同志责备我为什么不用“文革”前某一篇文章为序,我就把旧文修改了作为序文。《堂·吉诃德》第二次印刷才有序文。《管锥编》因有乔木同志的支持,出版社立即用繁体字排印。钟书高兴说:“《管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三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四个字的题签,咱们交换。”我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他说:“留个纪念,好玩儿。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我们就订立了一个不平等条约。我们的阿瑗周末也可以回到父母身边来住住了。以前我们住的办公室只能容他们小两口来坐坐。一九七八年她考取了留学英国的奖学金。她原是俄语系教师。俄语教师改习英语的时候,她就转入英语系。她对我说:“妈妈,我考不取。人家都准备一学期了,我是因为有人临时放弃名额,才补上了我,附带条件是不能耽误教课。我没一点儿准备,能考上吗?”可是她考取了。我们当然为她高兴。可是她出国一年,我们想念得好苦。一年后又增加一年,我们一方面愿意她能多留学一年,一方面得忍受离别的滋味。这段时期,钟书和我各随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几次。钟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后,我曾出国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详尽地记下家中琐碎还加上阿瑗的评语附识。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我们称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我们偶然出门一天半天,或阿瑗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带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时搬出来观赏玩弄。平时家居琐琐碎碎,如今也都成了“石子”,我把我家的“石子”选了一些附在附录三。我们只愿日常相守,不愿再出国。阿瑗一九九O年又到英国访问半年。她依恋父母,也不愿再出国。她一次又一次在国内各地出差,在我都是牵心挂肠的离别。一九八二年六月间,社科院人事上略有变动。文学所换了所长,钟书被聘为文学所顾问,他力辞得免。那天晚上,他特别高兴说:“无官一身轻,顾问虽小,也是个官。”第二天早上,社科院召他去开会,有车来接。他没头没脑地去了,没料到乔木同志忽发奇想,要夏鼐、钱钟书做社科院副院长、说是社科院学术气氛不够浓,要他们为社科院增添些儿学术气氛。乔木同志先已和夏鼐同志谈妥,对钟书却是突然袭击。他说:“你们两位看我老同学面上……”夏鼐同志已应允,钟书着急说,他没有时间。乔木同志说:“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钟书说:“我昨晚刚辞了文学所的顾问,人家会笑我‘辞小就大’。”乔木同志说:“我担保给你辟谣。”钟书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我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钟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往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钟书对出国访问之类,一概推辞了。社科院曾有两次国际性的会议,一次是和美国学术代表团交流学术的会,一次是纪念鲁迅的会。这两个大会,他做了主持人。我发现钟书办事很能干。他召开半小时的小会,就解决不少问题。他主持两个大会,说话得体,也说得漂亮。一年之后,他就向乔木同志提出辞职,说是“尸位素餐,于心不安”。乔木同志对我点着钟书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辞职未获批准。反正钟书也只挂个空名,照旧领研究员的工资。他没有办公室,不用秘书,有车也不坐,除非到医院看病。三里河寓所不但宽适,环境也优美,阿瑗因这里和学校近,她的大量参考书都在我们这边,所以她也常住我们身边,只周末回婆婆家去。而女婿的工作单位就在我们附近,可常来,很方便。

    一九七七年一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

    办公室并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西尽头的走廊是我们的厨房兼堆煤饼。邻室都和我们差不多,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厨房。女厕在邻近,男厕在东尽头。钟书绝没有本领走过那条堆满杂物的长走廊。他只能“足不出户”。

办公室并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西尽头的走廊是我们的厨房兼堆煤饼。邻室都和我们差不多,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厨房。女厕在邻近,男厕在东尽头。钟书绝没有本领走过那条堆满杂物的长走廊。他只能“足不出户”。不过这间房间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就在我们前面的六号楼里。钟书曾是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选书、买书是他的特长。中文的善本、孤本书籍,能买到的他都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等)的经典作品以及现当代的主流作品,应有尽有。外宾来参观,都惊诧文学所图书资料的精当完美。而管理图书资料的一位年轻人,又是钟书流亡师大时经常来关心和帮忙的。外文所相离不远。住在外文所的年轻人也都近在咫尺。我们在师大,有阿瑗的许多朋友照顾;搬入学部七楼,又有文学所、外文所的许多年轻人照顾。所以我们在这间陋室里,也可以安居乐业。钟书的“大舌头”最早恢复正常,渐渐手能写字,但两脚还不能走路。他继续写他的《管锥编》,我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钱瑗在我们两人都下放干校期间,偶曾帮助过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帮她解决了一些困难。老太太受过高等教育,精明能干,是一位著名总工程师的夫人。她感激阿瑗,和她结识后,就看中她做自己的儿媳妇,哄阿瑗到她家去。阿瑗哄不动。老太太就等我们由干校回京后,亲自登门找我。她让我和钟书见到了她的儿子;要求让她儿子和阿瑗交交朋友。我们都同意了。可是阿瑗对我说:“妈妈,我不结婚了,我陪着爸爸妈妈。”我们都不愿勉强她。我只说:“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个人,我们放得下心吗?”阿瑗是个孝顺女儿,我们也不忍多用这种话对她施加压力。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终于在一九七四年,我们搬入学部办公室的同一个月里,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我们知道阿瑗有了一个美好的家,虽然身处陋室,心上也很安适。我的女婿还保留着钟书和老太太之间的信札,我附在此文末尾的附录二。“斯是陋室”,但钟书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工作,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一九七四年冬十一月,袁水拍同志来访说:“江青同志说的,‘五人小组’并未解散,钟书同志当把工作做完。”我至今不知“五人小组”是哪五人。我只知这项工作是一九六四年开始的。乔冠华同志常用他的汽车送钟书回家,也常到我们家来坐坐,说说闲话。“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停顿,我们和乔冠华同志完全失去联系。叶君健先生是成员之一。另二人不知是谁。这件事我以为是由周总理领导的。但是我没有问过,只觉得江青“抓尖儿卖乖”,抢着来领导这项工作。我立即回答袁永拍说:“钱钟书病着呢。他歪歪倒倒地,只能在这屋里待着,不能出门。”对方表示:钱钟书不能出门,小组可以到这屋里来工作。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这间房,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年轻人用从干校带回的破木箱,为我们横七竖八地搭成格子,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顶着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那是钟书工作用的。近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是一张小书桌,我工作用的。我正在翻译,桌子只容一沓稿纸和一本书,许多种大词典都摊放床上。我除了这间屋子,没有别处可以容身,所以我也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近门有个洗脸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权充上下水道。铁架子顶上搭一块木板,放锅碗瓢盆。暖气片供暖不足,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生上一只煤炉,旁边放几块蜂窝煤。门口还挂着夏日挡蚊子冬日挡风的竹帘子。叶君健不嫌简陋,每天欣然跑来,和钟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袁水拍只好坐在侧面,竟没处容膝。周珏良有时来代表乔冠华,他挤坐在钟书旁边的椅上。据说,“钟书同志不懂诗词,请赵朴初同志来指点指点”。赵朴初和周珏良不是同时来,他们只来过两三次。幸好所有的人中没一个胖子,满屋的窄道里都走得通。毛主席诗词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间陋室里完成的。袁水拍同志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可是我和钟书很顽固。他先说,屋子太小了,得换个房子。我和钟书异口同声,一个说“这里很舒服”;一个说“这里很方便”。我们说明借书如何方便,如何有人照顾等等,反正就是表示坚决不搬。袁辞去后,我和钟书咧着嘴做鬼脸说:“我们要江青给房子!”然后传来江青的话:“钟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钟书同志。”我不客气地说:“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过了一天,江青又传话:“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两人都呆着脸,一言不发。我不知道袁水拍是怎么回话的。一九七五年的国庆日,钟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下午袁水拍来说:“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钟书说:“我国宴都没能去。”袁说:“钟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我说:“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做晚饭,还得看着病人呢。”我对袁水拍同志实在很抱歉,我并不愿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只好对不起他了。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听说还开了庆功会,并飞往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反正钱钟书已不复是少不了的人,以后的事,我们只在事后听说而已。钱钟书的病随即完全好了。这年冬天,钟书和我差点儿给煤气熏死。我们没注意到烟囱管出口堵塞。我临睡服安眠药,睡中闻到煤气味,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正挣扎着要醒,忽听得钟书整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这沉重的一声,帮我醒了过来。我迅速穿衣起来,三脚两步过去给倒地的钟书裹上厚棉衣,立即打开北窗。他也是睡中闻到煤气,急起开窗,但头晕倒下,脑门子磕在暖气片上,又跌下地。我把他扶上床,又开了南窗。然后给他戴上帽子,围上围巾,严严地包裹好,自己也像严冬在露天过夜那样穿戴着。我们挤坐一处等天亮。南北门窗洞开,屋子小,一会儿煤气就散尽了。钟书居然没有着凉感冒哮喘。亏得他沉重地摔那一跤,帮我醒了过来。不然的话,我们两个就双双中毒死了。他脑门上留下小小一道伤痕,几年后才消失。一九七六年,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震,余震不绝,使我们觉得伟人去世,震荡大地,老百姓都在风雨飘摇之中。我们住的房间是危险房,因为原先曾用作储藏室,封闭的几年间,冬天生了暖气,积聚不散,把房子胀裂,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不过墙外还抹着灰泥,并不漏风。我们知道房子是混凝土筑成,很坚固,顶上也不是预制板,只两层高,并不危险。但是所内年轻人不放心。外文所的楼最不坚固,所以让居住在楼里的人避居最安全的圆穹顶大食堂。外文所的年轻人就把我们两张行军床以及日用必需品都搬入大食堂,并为我们占了最安全的地位。我们阿姨不来做饭了,我们轮着吃年轻人家的饭,“一家家吃将来”。钟书始终未能回外文所工作,但外文所的年轻人都对他爱护备至。我一方面感激他们,一方面也为钟书骄傲。我们的女儿女婿都来看顾我们。他们作了更安全的措施,接我们到他们家去住。所内年轻朋友因满街都住着避震的人,一路护着我们到女儿家去。我回忆起地震的时期,心里特别温馨。这年的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捕,报信者只敢写在手纸上,随手就把手纸撕毁。好振奋人心的消息!十一月二十日,我译完《堂-吉诃德》上下集,全部定稿。钟书写的《管锥编》初稿亦已完毕。我们轻松愉快地同到女儿家,住了几天,又回到学部的陋室。因为在那间屋里,钟书查阅图书资料特方便。校订《管锥编》随时需要查书,可立即解决问题。《管锥编》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钟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学问。“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已,不求有名有声。钟书脚力渐渐恢复,工作之余,常和我同到日坛公园散步。我们仍称“探险”?因为我们在一起,随处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我们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对什么都有兴趣。

必中彩票平台,1. 钟书住进城去,不嘱咐我照管阿瑗,却嘱咐阿瑗好好照管妈妈,阿瑗很负责地答应了。我们的老李妈年老多病,一次她生病回家了。那天下大雪。傍晚阿瑗对我说:“妈妈,该撮煤了。煤球里的猫屎我都抠干净了。”她知道我决不会让她撮煤。所以她背着我一人在雪地里先把白雪覆盖下的猫屎抠除干净,她知道妈妈怕摸猫屎。可是她的嫩指头不该着冷,钟书还是应该嘱咐我照看阿瑗啊。 有一晚她有几分低烧,我逼她早睡,她不敢违拗。可是她说:“妈妈,你还要到温德家去听音乐呢。”温德先生常请学生听音乐,他总为我留着最好的座位,挑选出我喜爱的唱片,阿瑗照例陪我同去。 我说:“我自己会去。” 她迟疑了一下说:“妈妈,你不害怕吗?”她知道我害怕,却不说破。 我摆出大人架子说:“不怕,我一个人会去。”她乖乖地上床躺下。可是她没睡。 我一人出门,走到接连一片荒地的小桥附近,害怕得怎么也不敢过去。我退回又向前,两次、三次,前面可怕得过不去,我只好退回家。阿瑗还醒着。我只说“不去了”。她没说什么。她很乖。 说也可笑,阿瑗那么个小不点儿,我有她陪着,就像钟书陪着我一样,走过小桥,一点也不觉得害怕。钟书嘱咐女儿照看妈妈,还是有他的道理。

    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我们的年轻朋友得知消息,都为我们高兴。“众神齐着力”,帮我们搬入新居,那天正是二月四日立春节。

    不过这间房间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就在我们前面的六号楼里。钟书曾是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选书、买书是他的特长。中文的善本、孤本书籍,能买到的他都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等)的经典作品以及现当代的主流作品,应有尽有。外宾来参观,都惊诧文学所图书资料的精当完美。而管理图书资料的一位年轻人,又是钟书流亡师大时经常来关心和帮忙的。外文所相离不远。住在外文所的年轻人也都近在咫尺。

2. 我家那时的阿姨不擅做菜。钟书和我常带了女儿出去吃馆子,在城里一处处吃。钟书早年写的《吃饭》一文中说:“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他没说吃菜主要在点菜。上随便什么馆子,他总能点到好菜。他能选择。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眼看到全部,又从中选出最好的,他和女儿在这方面都擅长:到书店能买到好书,学术会上能评选出好文章,到绸布庄能选出好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个昏君。我点的菜终归是不中吃的。

    钟书擅“格物致知”,但是他对新居“格”来“格”去也不能“致知”,技穷了。我们猜了几个人,又觉得不可能。“住办公室”已住了两年半,是谁让我们搬到这所高级宿舍来的呀?

    我们在师大,有阿瑗的许多朋友照顾;搬入学部七楼,又有文学所、外文所的许多年轻人照顾。所以我们在这间陋室里,也可以安居乐业。钟书的“大舌头”最早恢复正常,渐渐手能写字,但两脚还不能走路。他继续写他的《管锥编》,我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钟书是近视眼,但耳朵特聪。阿瑗耳聪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也不经心。钟书和阿瑗都能听到全文。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故事。

    何其芳也是从领导变成朋友的。他带着夫人牟鸣同来看我们的新居。他最欣赏洗墩布的小间,也愿有这么一套房子。显然,房子不是他给分的。

    钱瑗在我们两人都下放干校期间,偶曾帮助过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帮她解决了一些困难。老太太受过高等教育,精明能干,是一位著名总工程师的夫人。她感激阿瑗,和她结识后,就看中她做自己的儿媳妇,哄阿瑗到她家去。阿瑗哄不动。老太太就等我们由干校回京后,亲自登门找我。她让我和钟书见到了她的儿子;要求让她儿子和阿瑗交交朋友。我们都同意了。可是阿瑗对我说:“妈妈,我不结婚了,我陪着爸爸妈妈。”我们都不愿勉强她。我只说:“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个人,我们放得下心吗?”阿瑗是个孝顺女儿,我们也不忍多用这种话对她施加压力。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终于在一九七四年,我们搬入学部办公室的同一个月里,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我们知道阿瑗有了一个美好的家,虽然身处陋室,心上也很安适。我的女婿还保留着钟书和老太太之间的信札,我附在此文末尾的附录二。

“那边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

    八月间,何其芳同志去世。他的追悼会上,胡乔木、周扬、夏衍等领导同志都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

    “斯是陋室”,但钟书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工作,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

“跑来的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题目———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看他们的脸……”

    阿瑗并不因地震而休假,她帮我们搬完家就回学校了。她婆家在东城西石槽,离我们稍远。我们两人住四间房,觉得很心虚,也有点寂寞。两人收拾四个房间也费事。我们就把“阿姨”周奶奶接来同住。钟书安闲地校订他的《管锥编》,我也把《堂·吉诃德》的稿子重看一过,交给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冬十一月,袁水拍同志来访说:“江青同志说的,‘五人小组’并未解散,钟书同志当把工作做完。”我至今不知“五人小组”是哪五人。我只知这项工作是一九六四年开始的。乔冠华同志常用他的汽车送钟书回家,也常到我们家来坐坐,说说闲话。“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停顿,我们和乔冠华同志完全失去联系。叶君健先生是成员之一。另二人不知是谁。

“这一桌是请亲戚”———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他们都头头是道。

    十月间,胡乔木同志忽然来访,“请教”一个问题。他曾是英译毛选委员会的上层领导,和钟书虽是清华同学,同学没多久,也不相识,胡也许只听到钱钟书狂傲之名。

    这件事我以为是由周总理领导的。但是我没有问过,只觉得江青“抓尖儿卖乖”,抢着来领导这项工作。我立即回答袁永拍说:“钱钟书病着呢。他歪歪倒倒地,只能在这屋里待着,不能出门。”

我们的菜一一上来,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还演得正热闹,还有新上场的。

    钟书翻译毛选时,有一次指出原文有个错误。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徐永火英同志请示上级,胡乔木同志调了全国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查看。钟书没有错。孙猴儿是变作小虫,给铁扇公主吞入肚里的;铁扇公主也不能说是“庞然大物”。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钟书虽然没有错,他也够“狂傲”的。乔木同志有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他“服装守旧”,因钟书还穿长袍。

    对方表示:钱钟书不能出门,小组可以到这屋里来工作。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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